今年早些时候成功预测宏观经济拐点出现，并于去年大胆做出中国GDP增长坐八望九的宋国青教授，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为8.3%，这一数字较他本人在今年一月份的预测下调了1.5个百分点。其中，SARS对股市的影响不会超过10%——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

　　即使是SARS最猖獗的时候，术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宋国青，依然躲在房间里调整参数、计算受SARS影响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小心做出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们及大批投资家们赖以参考的经济预测。毕竟，SARS终将过去，发展才是硬道理。

　　今年的经济到底会走到哪里？“从目前的形势看，GDP的趋势按季度算，大体上是10%、9%、8%、7%的速度，全年下来应该在8.3%-8.5%之间，比原来预测的数字低1.5个百分点；明年一季度有可能低于7%，比原来预测的一季度数字低4～5个百分点。”

　　“不考虑其他因素，SARS对股市的影响不会超过10%。”

　　三驾马车受阻

　　投资，消费，进出口俗称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今年一季度之所以取得GDP增长9.9%的好成绩，都是仰仗三驾马车的加速行驶。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7%，进出口增速更是分别达到30%和50%以上。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消费物价指数也达到0.5%，这些数字的公布使得经济学界基本认同了“拐点”到来的说法。就在这时，非典在北京大面积传播已成事实，原本确定的东西一瞬间却全部成了变数。畅言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过10%的宋国青教授，此时也不得不下调预测数字。

　　周刊:扩大内需是这几年来一直积极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今年也是因为消费价格指数从负转正使得经济前景尤其乐观，那么，您能否首先从消费的角度,谈谈您对SARS造成影响的程度的看法？

　　宋国青:消费下降得很厉害，不光是北京市，全国的数字都跌的很厉害，就连宁夏的消费额都下降很多。全国的数字以4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为界吧，这是一个转折点。从4月20日到5月1日10天的时间，消费开始有明显的下跌。而北京的数字从3月份就有变化，北京的消费品零售额约减少10%左右。目前全国已有20%的地区受到影响，初步测算全国总的消费影响在3个点左右。

　　周刊:消费的下降是否意味着，有些消费只是向后延迟了，比如某人想买车，但怕在购车时传上SARS，只能等疫情控制后再去买？

　　宋国青:这要从需求、生产两个方面的平衡来分析。

　　SARS对消费影响最大的时间应该是4月下旬及整个5月份，其中有的消费量可能会补回来，有的则永远也补不回来了。这段时间内社会人员活动减少，这对有固定收入的人群影响相对较小，但他们的“消费敏感度”较低，会出现消费延后；但SARS对非固定收入人群影响很大，北京大约有100多万非固定收入人群，粗略统计，全国可能有几百万劳务人员回乡。这部分人的收入没有了,其实就是他们工作的单位收入没有了。

　　收入没有了，体现出来的是负储蓄、净消费，现期的某些必须消费需要用以后的储蓄补回来。以收入持久理论来看，因为平均消费倾向不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入，意味着终生的收入减少，终生的消费就要减少。尽管这部分人的某些必要消费还会存在，但这些必要消费会从他们的未来消费中抵扣，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消费会净消失。这样看，不仅会影响到现在的消费，还会影响到明年乃至后年的消费。

　　从宏观角度看，部分的社会生产能力空置会导致GDP增长的减少。GDP增长减少，就意味着收入减少了。

　　周刊:除了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出来？

　　宋国青:从投资方面看，至少合同外资的数量第二季度肯定会有所减少，因为SARS的确抑制了很多正常的商务活动和投资考察活动，这使得投资合同的签订必然延期。当然，由于现在的投资主要还是执行上年的合同，当期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不会明显下降，这方面的影响显示出来要到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第一季度。

　　进出口方面的影响目前看是有一些的，因为有些国家的海关已经封闭，但是外贸这部分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出台。

　　财政税收动不如静

　　周刊:由于受到突然袭击，很多行业受到伤害，以他们自己的能力自救可能很困难，政府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传说财政部门正在酝酿建国以来最大的减税政策，您对此有何看法？

　　宋国青:针对财税政策，我的看法是两动不如一静。经济有它的波动性，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而且在投资之前也都要考虑到风险。

　　比如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政府非要出台政策支持航空公司不亏损，行得通吗？这样做的社会代价有多大？

　　外界有什么冲击，经济就会跟着一起震荡，这期间总要有市场调节的幅度，这样的波动是有利的，要尊重市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潜在的逻辑性，平时的货币、财政政策就应该隐含着一种应付不确定性因素的机制在里面。

　　周刊:现在国家在税收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对一些受SARS影响比较大的行业都进行了税收减免，您如何看待税收的调节作用呢？

　　宋国青:我不认为税率的降低会有多大的调节作用，也不赞成轻易改变税率。其实，临时的减税意义不大，根本的还是个税制的问题。从所得税说起，所得没有了，这个税自然也就不用交了。营业税是一个税制的问题，因为是根据营业额征收的，就算企业的收入已经不能抵偿成本了，营业税还是要交。应该考虑将主要的税源转到所得税上来。

　　如果出现大的风险就减税，那么人们买股票赔大发了，政府是不是也要减免税呢？

　　周刊:这样看起来形势有点悲观。

　　宋国青:也不必太悲观，现在修路、电力建设方面等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一直没有停，会拉动经济的增长。总的看，地方财政一季度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周刊:但是现在财政在医疗上的投入在加大，比如北京市刚刚公布不久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医疗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称，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其医疗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全额支付给医疗机构。对于具有北京市户口的无单位人员和外地在京务工人员，也会根据情况由市财政局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救助。您认为这是否会使得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投入被转移呢？

　　宋国青:不至于，截止到目前，医疗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与整体的财政投资相比，所占份额很小，几乎不影响大局。

　　目前要注意的是，医疗公共卫生投入要明确地分为两块，公共卫生、预防这方面是肯定需要政府进行投资的；医院、医疗服务，应该考虑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我的感觉是，目前需要在医疗条件和服务上有一个大的提高，如果医疗条件提高，会大大提高防止交叉感染的概率，对病人的康复也有好处。这就不光要靠政府的投资，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

　　按现在的公费医疗体制的标准，现在的医院住院费、医疗费都很低，是赔本的，要靠财政补贴，但是医院这一块的补贴是不计入GDP的，那么财政投资就会宁愿修路，拉动GDP的增长也不愿建医院。

　　由于需要财政补贴，所以建医院就受到限制。环顾左右，看看中国还有几个部门需要排队？医院是排队最厉害的地方了，目前医疗机构还是计划体制高度集中的部门。有这个可能，趁这个机会发展医疗事业，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前提是价格需要放开。而价格放开了，就会有人投资建医院的。

　　周刊:可是如果价格放开的话，会不会造成低收入者看不起病的现象呢？

　　宋国青:那就要分档次了，比如国外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看小病可以去有三五个医生的社区医院，得大病时会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大医院。公立医院可以限制价格，当然其提供的服务自然是要受到价格约束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现有体制下，私人医院价格高，报销不了，所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还是会挤到能报销的公立大医院去看病。

　　价格一定要放开。拿住院的床位费与三星级饭店相比，收费差不多是1∶4，有的地区比这个差别还要大，要求医院提供单人病房可能性本来就不大。现在社会上那么大的医疗需求，不能只靠财政。只要价格放开了，供给自然会增加；只要供给加大，价格是不可能高得没谱。只要降低进入门槛，充分竞争医疗质量自然会上升，不能靠控制数量来提高质量。最好是在适当的管理下，一切通过市场调节。

　　行业总体受负面影响

　　周刊:从中观或者微观的角度看，是不是也受到很大影响？目前可以看到的是，SARS对餐饮、旅游、航空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宋国青:SARS对餐饮、旅游、航空的影响是巨大的，恢复期会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在心理上会有“阴影”，除非能马上研制出特效药或疫苗，使感染SARS的机会变得很小或者病亡率大幅度下降。

　　受损失的这部分生产能力转产是很困难的，比如餐馆，不可能一下子就去做电子商务吧。

　　周刊:航空、公路、铁路的损失状况应该不太一样吧？

　　宋国青:航空业遭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对公路来说，影响也很大。铁路其实问题不大，因为铁路的客运长期就处在供应紧张状态，减少一定客运不会伤元气；更何况，铁路的盈利也是以货运为主。由于铁路运输成本低，在正常状态下铁路运不过来转向公路货物运输，目前会转到铁路方面来，所以铁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如果要做一个量化比较，航空业所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公路是内伤、铁路是外伤。

　　周刊:除了直接受影响的这些行业，一些行业也会受到间接影响，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是房地产、汽车。

　　宋国青:SARS对建筑业的影响是短期的，疫期一过就会恢复，供给没有问题，主要看需求能否稳住。从房价看，一手房价和二手房房租之间有一个联动的关系。在北京，有那么多外来务工人员回乡，肯定会影响到房租。房租的下降肯定会使一手房的价格下降。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房地产业今年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装修也都停了，装修材料卖不动，会影响到生产企业。在各地都实行封锁性的防疫情况下，产品只能本地销售，而专业化生产导致本地消化不了那么多产品。当然，应该看到，地区不可能实行长期封锁，经济上受不了。

　　周刊:汽车会有一些正面影响吧？现在很多汽车销量看来是不错的，五一期间北京10万元左右的车销售很好。

　　宋国青:SARS对汽车业的影响要小一点，这里起作用的是对于那些本来可买可不买的人来说，由于SARS使他们提前买车了。但是，要看到，只要收入受影响，新增买车的人就会减少。对已有收入不受影响的群体来说，会促进购车欲望。总体来说，汽车的销售还是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的。

　　周刊:那您对制造业和金融业受到的影响怎么看呢？

　　宋国青:还是一个收入的问题，收入不足就会造成需求不足。服务业的影响从4月份就开始了，制造业的影响会从5月份开始。并且下一步影响到房地产的销售及贸易洽谈等活动。6月、7月、8月三个月最关键，会显示出全面的影响。SARS对银行服务业的影响不会太多，但肯定会造成一些贷款变成坏账。

　　全年增长不会低于8%

　　周刊:现在有很多专家都在把SARS的影响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您认为两者哪个更可怕？您对以后几个季度GDP的增长有什么估计呢？

　　宋国青:这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接近或达到1998年的水平，与2000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影响不相上下。

　　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9.9%的基础下，估计二、三、四季度增长率分别是9%、8%、7%。这样估计下来全年的GDP增长率是8.5%，加上其他因素，预计全年的增长在8.3%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没有SARS的影响，明年一季度GDP增长幅度应该能达到11%，但是现在我估计只能是6%或略高一点。

　　周刊:很多人都还记得您在4月初作的一份宏观经济报告，其中对今年的经济走势非常看好，而根据您的报告和我们对很多方面的采访，得出的结论是宏观经济景气将引领股市的一轮牛市，现在由于SARS给经济带来的变数，您是否也能谈谈对股市的影响有多大呢？

　　宋国青:简单用数量分析模型分析，我估计对股市的净影响是股票整体价格下跌10%。其中，损失的GDP会给股市带来4%的影响，由于企业业绩对股市的影响大于GDP对股市的影响，大概大1倍，需要再下调一个4%，再贴进其他因素，我认为损失可以在10%。

　　宋国青简历

　　宋国青，1954年10月生于陕西省武功县。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宏观经济，金融分析，侧重理论模型和数量预测。宋国青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82年——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做农业经济研究。1985年——1988年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宏观经济研究，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8年10月——1991年8月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1991年8月——1995年6月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生。1995年9月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兼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