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成本对判断行业现状和进一步的改革具有很大意义，5344亿元看似巨大，实际远低于国际上的估计。

　　2003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准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对中行、建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同时批准一系列财务重组安排，正式启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两行先后于2004年8月和9月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内部改革齐头并进。2005年6月公布的两家银行2004年年报，收益风险等指标均显著改善。无疑，从效果看试点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那么对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投入的成本是多少？2004年年报中，中建两家银行对注资和财务重组事宜都作了详尽的描述，这些信息为我们事后分析试点银行改革成本提供了可能，很显然，认真检讨试点银行股改成本对判断中行业现状和总体改革成本很有意义。

　　注资与改革成本

　　政府在关键时刻毅然启动国有银行改革实为极具战略眼光之举，从“四大”的作用和资产状况看也是必须如此。

　　截止到2003年底，“四大”的总资产占到中行业总资产的55%，同时吸收了65%的居民储蓄，承担80%的支付结算任务，向全部经济体提供56%的贷款。但是四大的资产状况却不尽如人意。由于会计制度方面原因，对中行业尤其四大国有银行的财务状况一直有不同看法，焦点主要集中在不良贷款率上。银监会的公开信息显示，2003年底国内主要银行按照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为17.8%，四大国有银行为20%.而国际机构对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有不同认识，例如UBS估计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999年的不良贷款率达到58%的高峰，之后逐年下降，至2003年底仍达35%，远高于银监会统计数15个百分点；2004年标准普尔则认为，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到40%，平均拨备覆盖率20%，按照70%-100%拨备覆盖率匡算的“清洗”成本达到4000-6500亿美元。按此估计，为使中建两行资产达标，需投入1090-1770亿美元。尚真如此，注资450亿美元岂不是杯水车薪？

　　如何计算两家银行的改革成本？简单地将国家外汇注资等同于改革成本是一种误导。外汇注资部分最后都形成国家在两家银行的股份，尽管股改评估结果与注资额有差异，但两家试点银行在国家股股权设置方面均遵循了外汇注资的底限，差额部分政府予以承担或收回。这一处理方式为我们计算改革成本提供了标尺，即在确保国家股股权等于外汇注资的基础上，两家银行股份制改革中接受的政府公共资金援助即为改革成本。

　　5344亿元的改革成本

　　根据建行2003年和2004年年度报告，建行股改中接受的政府援助和财务重组事项包括：

　　（1）全部用于清理历史包袱的原所有者权益项目1082.05亿元（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其中主要包括124.96亿元划转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的资本金，核销其他损失类贷款233.73亿元，转入呆账准备金717.26亿元。政府对原所有者权益的放弃无疑是一项改革成本。

　　（2）按照贷款本金50%向央行出售1289亿元不良贷款，因该项出售获得收益358.18亿元计入2003年底所有者权益，该项未包含于前述1082.05亿元中。建行出售获得收益等同于央行收购交易的损失，因此可视为政府又一资源支持。

　　（3）央行发行票据210亿元偿付因托管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产生的代垫款项。

　　（4）承诺补充款项654.99亿元，根据2004年年报，该补充款项源于“原建行的剩余累计亏损”，因该亏损存在而造成股改评估净资产与225亿美元注资形成差额，国家承诺予以补充。

　　（5）分立改制剥离出1460.73亿元委托贷款，根据建行2004年年报，该部分委托贷款生成于2000年10月20日前，因缺少完备资料而存在风险。建行分立改制的出发点是遵照《商业银行法》分业经营的规定，委托贷款是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并不违反分业经营原则，因此，这些委托贷款分立应体现为剥离风险的要求，其实也是一项改革成本。由于之前未计提准备，我们假设按照可疑类最低标准30%计算潜在损失为438.22亿元。

　　（6）对1998年注资特别国债492亿元的利率和付息方式重新安排，利率由7.2%调减至2.25%，付息方式由上缴利润相抵改为以现金按期支付。该项安排降低了政府后期利息支出，按照20年期国债利率贴现后现值为367.97亿元，相应抵减改革成本367.97亿元。

　　（7）相关的支持还包括财政部对信达债券的偿付承诺以及2004年所得税优惠政策，前者并未直接增加国家负担，而所得税优惠仅为补充款项对应安排，因此，可认为没有增加成本。综上而言，建行的改革成本估算为2375.47亿元。

　　根据中行2003年和2004年年报，分析中行股改中获得的政府支持和财务重组事项，中行的改革成本估算为1922.33亿元。

　　以上分析可见，两家银行股改成本都略高于国家外汇注资额（各2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63亿元），但显著低于基于国际机构对中行业状况判断的预期成本。

　　恰当时机＋合理操作＝成功

　　改革成本支出与收益风险指标变化直接相关，首先，政府注资并将原财政部权益转入准备金或类似操作，解决了银行执行新版会计制度必然产生巨额累计亏损问题，将银行的资本作实。同时，充足的准备金避免了银行后续经营收益必须补提前期贷款损失准备，从而降低银行当期净收益问题。在这方面建行仍有遗留问题。其次，剥离或转让不良资产，直接降低了银行不良贷款率和风险资产比例，同时隔离了这些不良资产继续恶化对银行净收益的影响。

　　那么，两家银行的改革成本是高还是低？根据2004年两行年报，建行改革成本占2003年底总资产的比例是6.69%，中行为4.83%.国际著名的银行重组案例中，美国储贷协会救助成本是1500亿美元，占总资产21.3%；法国里昂信贷银行重组成本估计为1000至1500亿法郎（因涉及可变利率安排而尚难最终确定），占其重组前总资产5.81%-8.72%；日本处理“住专”虽然仅涉及预算公共资金6850亿日元，占当时“住专”资产5.27%，但实际上处理“住专”的真实成本高达6.4兆亿，占总资产比例近50%；公认的银行救助成本最低的案例是美国大陆伊利诺斯银行，但最终处置成本占处置资产比例也达到3.28%。

　　相比上述案例，两家银行的改革成本是比较低的。这一结果是因为两家试点银行的改革时机选择得较好。上述国际银行重组案例都是在银行出现危机时才进行，而中建两行尽管背负着过去的包袱，但得益于国内持续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拨备前利润逐年大幅提高，而且两行在央行等机构支持下于重组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同样的情形我们将会在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股改时看到，尽管预期的成本将会较前两家银行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