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论坛＂上，与会专家除了讨论经济形势，＂非典＂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机制也是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之一。专家认为，非典本身具有较大的危害，但如果成为制度创新的契机，推动危机管理机制的形成，将有利于中国长期的改革和发展。现将有关对话摘要如下： 

　　张曙光：去年11月份，原国家计委有一个座谈会，我提出＂研究和建立反危机系统，实施危机管理＂的问题。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近，由于＂非典＂的流行，政府提出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还没有综合考虑整个反危机体系的问题。现代社会重大危机事件是随时发生的，比如说石油危机，战争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自然灾难，再加上传染病带来的危机。咱们有幸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却成为这次＂非典＂危机的重灾区。危机影响有大有小，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国直接损失几百亿美元，但是，间接影响不可小视。拿这次＂非典＂来说，直接影响主要是旅游、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这些产业在GDP当中比重不大，直接影响也许不到半个百分点，但是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非典＂对人们信心影响很大，如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就很明显。特别是对危机的处理，更是对政府一大考验。据说＂非典＂发生在去年11月，广东发现在今年年初，我们到三月份才公布，一公布就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加剧了恐慌情绪。这种情况发生，与我们目前实施的新闻管制密切相关，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新闻管理弊大于利，而且也管不了。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危机管理体制，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系统，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人员培训和技术系统，并先行开展反危机理论研究，经验学习和方案设计。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已经做了长期的研究和准备。借鉴人家的经验，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才能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 

　　盛洪：我觉得＂非典＂的危机直观来看是坏事，但是关键在于怎么应对。这届政府一上来，给它迎头一棒，如果成功应对危机，确实可以转化为好事。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拿＂非典＂跟亚洲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这两件事比。在强度上，它的冲击力不会比金融危机大，亚洲金融危机可以使一些国家经济崩溃，政治动乱。＂非典＂目前还不足以击垮一些产业，甚至导致金融危机。从期限上看，它的持续性不如恐怖主义，恐怖主义问题是长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难保证美国不再发生另外一起重大的恐怖主义事件。所以，恐怖主义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那么为经济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用经济学词汇来讲，人们交易成本在上升，一些交易无法进行，取消了很多交易。如果长期交易费用升高的话，导致社会分工程度会下降，这是一个基本逻辑的推断，也就是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非典＂本身它不具备长期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因为，＂非典＂作为一种未知的疾病，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人们会了解它，认识它，会掌握诊断、治疗它的方法。最负面的说，人们也会产生抗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非典＂不会严重影响资产价值，资产价值是人们预期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从这两点来看，强度不如亚洲金融危机，持续性不如恐怖主义的话，它的危险性、负面影响，应该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比如像外国的这种长期投资等等其实就不会受很严重的影响，可能不会持续影响外国收益，只会推迟。 

　　总的感觉来讲，＂非典＂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这么一个界定的范围内。但是，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政府要改变它的制度，使它能够对一些突发事件有一些非常及时的，有效的应对。 

　　贾康：关于＂非典＂的问题，财政部已经按照中央的星期天紧急电报，开党组会，也定了马上给各地紧急增拨财力，首先解决家庭困难人员免费就医问题，一个省先给一千万，先把这个局面支撑一下。后面，后续的支出少不了。当然，这在整个大盘里面不是非常大的数。但是，现在这个不确定性，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这个病虽然死亡率报的不高，但是一旦碰到个体上凶险程度很高，弄的人心慌慌。这个方面，到底在经济生活里面，财税方面，具体各个领域影响是多少，现在真是无法预测的。首先，表现在旅游、服务业、交通这些东西。再往后的发展，所以这种不确定性不能小看，我同意刚才盛洪做的分析。从量说来说，如果按照广东经验，有三个月左右的过程，就大体平稳了。那么，不是说对于国民经济影响，像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那种冲击。但是怕在什么地方呢？怕广州三个月以后，变成北京三个月，然后变成上海三个月，一个一个地方跟着来，这就麻烦了。从这个角度说一下，非常赞同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关于我们国家危机应对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觉得现在应该把它很好的展开研究一下。这次观察起来，咱们如果说苛刻一点，确实在政府管理部门有重大的疏漏。比如说从财政部有个案例，我觉得如果前面信息稍微公开一点，是有可能避免的。现在分析起来，广东是去年十一月出了问题，一直没有公布，公布出来以后又说北京没事，北京非常安全。财政部这位姓郭同志的爱人前一段感冒，去输液，旁边是广东人，现在认为旁边广东人是＂非典＂，然后传染给他爱人，他爱人又传染给他。他住院之前，跟财务处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吵了几个小时，财务处整天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政府在信息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危机防范的意识，这个事情可以举一反三，这么多年我们搞惯了。这次这种不确定性的东西来了以后，弄的很被动，报告里面提到的，我看到香港凤凰台评论员说的比较直言不讳，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多其它方面的负面影响。人家正在说你中国统计数据问题什么的，说了很久，现在很多人确定也心理打鼓，特别是对公众负责这个角度，这个机制怎么搭建。有些事情，可能还要想的宽一点。比如说某些局部的冲突，现在一般来说都给按下去了，包括大庆工人闹事，四川农民闹事，但是咱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前面其实也有前车之鉴，八十年代闹学潮的时候，那个时候态度里面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政府处理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总结经验，应该有基本透明度，有一点防患于未然的态度。现在政府也瞒报的问题，有很多官员采取瞒报态度，大事划小，小事划了，出了一个事情能拖就拖，实在拖不过去才上报，这样一个机制很不好。所以，我觉得在通盘危机处理方面，应该解决这样一个大的矛盾。还是要靠制度上，消除官员们这种想方设法去瞒报的动机。这也是赞同咱们报告思路的想法。 

　　茅于轼：我插一句，最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连着两个部长级干部下台，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这都是由于＂非典＂事情造成的，卫生部长下台是信息不真实。而下台的直接原因，恐怕是国际上的压力，而不是国内的压力。这证明什么问题呢？我们中国改革很大一部分靠国际压力在往前走，如果没有国际压力，我们历史上除了政治危机，像赵紫阳下台，平常没有什么部长因为老百姓的事下台，是没有过的。所以，我觉得＂非典＂是一个坏事，我们接受国际压力，做了一些调整，也是好事。 

　　张曙光：如果说接受这个事情，形成一个制度化，那就好了。但目前只是为了暂时平息国际上的压力，没有转变制度。 

　　张立群：我觉得从政府来看，面对的主要危险是突发事件对行政能力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比较起来，对经济的影响要小的多。现在包括＂非典＂这样一些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在人们的心理，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社会安全的信任程度方面，这方面危机是很大的。所以，通过这次＂非典＂事件，最主要的成果，应该是加快建立我国城乡基本安全保障体系，而且把这个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加快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关系到今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对于居民，无论你失业、下岗、或者生病，你的基本安全，基本生存，是有保障的。整个社会公众的基本安全，政府是能够有能力能够切实负起责任，有能力加以保障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就有了保证，政府的形象就会有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