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地方经济正显示出过热的态势，权威人士指出，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发改委报告显示，我国地方经济有过热的迹象

　　上半年，16个省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全国31.3％的平均增幅，与上年同期相比，有22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提高，其中青海、陕西等省的投资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31个省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其中，23个省份增速在12％以上。与上年同期相比，有24个省份经济增速有不同程度提高。

地方投资增长推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增长，土地政策调控基本失败（图：新华社）

　　从大区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34.4％、42.13％、41.47％和25.93％。与上年同期相比，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在投资中的比重均有所提高，东部地区有所下降。权威人士指出，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良好，但经济增长偏快，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

　　我国地方经济究竟有没有过热呢

　　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早期，即使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空间都还非常大，高投资回报率的机会很多。从东亚经济的发展历程看，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人均收入增长很快，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倾向都会很高，在既有投资机会又有充足资金的状况下，投资增长自然比较快，这是我国缩小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机会。

　　在判断投资有没有出现过热的问题上并没有定量的标准可以参考，而且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不一样，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比如我国上半年GDP增长达到了创记录的10.9%的高位，单从历史数据考虑是不科学的。在没有标准可以衡量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结构和总体的角度进行大概的衡量。

　　从投资总量上看我国经济各个基本面没有出现全面绷紧的情况，2004年出现的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的缓解，说明经济还有相当的承受能力。从结构上考虑，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品市场存在很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钢材，水泥，纺织等行业仍然是发改委划定的产能过剩行业，林毅夫表示地方政府竞相以各种办法来刺激投资，如等税收优惠、压低土地的价格等。对每个地方政府而言，这些投资是有利的，但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很多就会是重复和过度投资。另外从我国外贸环节出现的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现象证明了我国在外贸阶段已经存在了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的现象，也预示着未来外贸市场一定程度的萎缩和未来的过剩局面进一步的加重。那么目前的投资的强劲必然造成更大程度的过剩局面的出现，从结构上讲这样的投资便是过度的重复的投资，经济在投资层面已经出现了过热的现象。

　　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控手段基本处于失效的状态

　　首先，土地政策作为行政化调控的手段，本身就是缺乏效率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此前表示行政手段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土地问题涉及相关部委众多，始终难于解决政出多门造成的矛盾与难题。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本次调控虽然艰难地实现了协调作战，但最终仍无法摆脱行业利益的桎梏，这场利益的博弈还包括地方政府，不少地方政府在执行房地产新政时阳奉阴违。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房地产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任何行政手段都是难以奏效的。

　　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在市场化手段没有很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情况下，行政手段调控是唯一可以选择的调控手段，为什么行政手段调控没有效率但在此前的调控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效果呢？重要的原因是此前的土地调控是中央政府牵头，自上而下的调控过程，地方政府迫于政权压力在政策的执行上是有一定压力的。而从之后的投资反弹我们可以看出，土地政策的调控并不是治本的手段，在中央政府紧张的风声一过，行政手段便没有了主要的支撑，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土地问题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调控政策存在执行阻力。首先是地方政府在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普遍存在财政困难的问题，既有财政体制的问题也有自身改革滞后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地方经济的不发达，因此促进投资成为了地方政府改变财政困难的基本出发点。其次，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上重量而不重结构，中眼前而不中可持续，重效果而不重效益的问题，造成地方政府在投资上存在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现象，在一些投资项目的审批上，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约束机制，大多出于税收收入的考虑而推进投资。再次，土地问题是地方政府收入的秘密所在，从土地出让的巨大收入和土地转商用后的持续税费收入，地方政府在土地的审批上普遍给予放行，国家土地监控投资的政策成了一纸空文。而中央政府掀起所谓的土地监察行动，地方政府也只是做作面子工程，甚至跟中央政府捉迷藏，保护一些调控范围内的过剩投资。

　　市场化调控手段基本缺位，固定资产投资难抑制

　　这些重复投资和低水平建设之所以存在市场，和我国各方面的改革滞后有关系。在能源问题上，资源税或者环境税没有健全，能源价格严重低于价值，能源的利用存在低水平滥用的现象，企业获得了较大的经济租金，足以在市场上苟延残喘。再次在企业经营的市场导向上，市场化手段没有起到鼓励高科技，新工艺的投资项目的作用，一些低水平重复投资的项目也得不到限制，因此企业又获得了喘息的空间。在外贸环节，恶性竞争的现象得不到抑制，外贸秩序管理存在问题，税费改革滞后，一些濒临淘汰的企业没有在市场中实现淘汰。问题逐步积累，改革难度也逐渐加大，市场化手段出台的难度与阻力越来越大，后顾之忧也越来越多。

　　市场化手段如果没有建立，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局面就始终不能避免，地方经济过热的情况会依然持续存在，只要地方政府短期化的政策没有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调控的话，地方政府投资的冲动转化为实际的投资这个渠道就永远是畅通的，那么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就会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