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耀斌经济学博士。下乡知青，曾在内蒙古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任教。现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部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会计准则咨询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顾问。

　　从事财政税收工作20多年，在多家重要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担任社会职务，经常参与国家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具有深厚的财税、经济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组织、实施了1992年以来中国的重大税制改革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了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

　　“税收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谁会忽视中国税收政策的一丝变动。”现任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作为财税改革的参与者、操作者，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也很荣耀。

　　宏观调控的“排头兵”

　　跟随着改革的步伐一路走来，史耀斌说，他最大的感触就是，税收制度本身的改革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冲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沿，成为名副其实的“排头兵”。

　　“不管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搞活，不管是对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引进外资，税收改革总是率先突破，而且成效最为显著。”史耀斌认为，尤其是在对经济调控方面，税收制度本身起到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认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中，财政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要比货币政策对国家来讲应用得更为灵活，对企业来讲感受得更为直接。对企业来讲，货币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滞后的，比如调整利率、调整准备金率都是通过利率这一生产要素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企业只有通过贷款才能感受到它的作用，从而做出反应；而财政政策是非常直接的。“比如，1993年我国进入通货膨胀时期，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们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而不是消费型增值税。当时不是不知道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但是首先要抑制固定资产盲目膨胀，而且还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1995年起，为了打击骗税行为，我国分几次下调了出口退税率。1998年起，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恢复征收银行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对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这些政策为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们从通货紧缩的状态走出来，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史耀斌说，这些政策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政策替代不了的。这些年来，通过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政策的调整，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轨迹前进的。“我觉得，整个税收政策打的是组合拳，形成的合力使得它的效果非常明显、突出，而且用起来比较灵活。”

　　两次艰难的统一企业所得税

　　在所有税收制度改革中，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也许是最耀眼的。

　　1993年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时，史耀斌当时是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回想当年，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那时的计算机还没有现成的程序软件可用，都是我们提出目标，然后用公式一个一个列出来，送到计算机中心（现在的信息中心），由他们再编成计算机语言，这个程序很复杂，有一点错误要修改，都要从头再来。”史耀斌笑着说，“我们去北戴河做最后的税率测算并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路也不好走，坐面包车整整走了一天。那时哪有笔记本电脑，我们去时抬了一台386台式机，还颠掉俩螺丝钉，我们直担心数据也没了。”在北戴河整整干了两天一夜，他们将最终的方案上报到国务院，得到肯定。加班加点，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史耀斌说，仗着年轻，两天两夜不睡觉没问题。最让他欣慰的是，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成果可喜，不仅得到领导认可，更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一项了不起的改革。

　　说到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史耀斌用了“艰苦”这个词。

　　其实，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早在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后就开始酝酿了。“我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一定要统一，否则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1996年，史耀斌他们就拿出了第一份草案。但考虑到当时的条件还欠成熟，有一些情况需要进一步论证，就没有积极地推进。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分设两套所得税的弊病越来越明显。2001年，他们正式向国务院提交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虽然是暂不出台的答复，但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停。”史耀斌说，对最近一次上报的两法合并草案，他已经数不过来是“第多少稿”了。

　　2004年，由财政部税政司、条法司、国务院法制办财金司、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的负责人组成了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在以前草案的基础上，不断论证、修改、研究、测算，最后经国务院审核，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终于在2007年3月16日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这部法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已经从过去单纯的吸引外资，给予大量优惠政策，进化、提升到促进市场资源配置，促进公平竞争，促进经济结构和引进外资结构的优化和提升，也使得我国税制与国际上的税制更为接轨。”

　　为了测算、拟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他们利用税源调查采集到的全国68000户企业数据，每户企业数百项指标进行模拟测算，最终将税率确定为25%。“测算时不仅要考虑国内自身的税负问题，还要考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和我们周边国家的税率水平，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税负不能比别人高，否则企业没有竞争力。同时，还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史耀斌说，“这个税率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中属于中等偏低水平，在周边19个国家和地区也算是中等偏低的。”

　　然而，税制统一的“艰苦”不在于大量的调查、测算、研究、论证，而是要协调、说服、解释，甚至还要游说。“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到，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由于涉及到优惠政策的调整，经济利益的变动，有些部门不理解，“协调工作非常难。”史耀斌随部长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去汇报过，到有关部门去协调过，召开过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听取过大量的意见和建议。在2007年春节前后，全国人大组成6个组，每个组分赴几个省，向各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作介绍、解释、咨询、协调工作，史耀斌也带着一组人走访了辽宁、黑龙江、宁夏等5省区，“这些工作在整个税收立法中耗费的精力、占用的时间最多，说明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体现了我国法律制度上的进步。”他说，两法合并不仅仅是税收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开创了经济立法的新阶段。

　　轰动一时的个人所得税法修订

　　2005年9月27日，对于史耀斌来讲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立法听证会，就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听取公众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谁都可以报名作为听证陈述人，最后从全国5000名报名者中“海选”出了20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举办的第一次立法听证会，正好让税法赶上，而我又是税法修正案草案起草部门的陈述人，感到非常骄傲。”

　　“听证会的程序非常严格，每个人都限定陈述时间8分钟。”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像烙印一样刻在史耀斌的脑海里，“我和国务院法制办的陈述人可以共用16分钟，我们俩商量好，我用13分钟。”在这短暂的13分钟，史耀斌充分陈述了为什么国务院要提出提高扣除标准，为什么要扣除1500元。“我们认为这一标准是兼顾了东中西部地区情况做出的均衡选择，是与城镇职工人均负担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基本相适应的，有利于合理解决目前城镇居民生活费用税前扣除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减轻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各位公众陈述人和地方财税部门的代表，围绕听证事项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综合各方面因素、建议，决定将扣除标准调整为1600元。

　　“这次修订个人所得税法，老百姓非常关注。”他感叹到，税收过去是不被老百姓关注的，但是现在，税收不仅仅是企业、国家的事，更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不仅关心税是怎么收的，更关注钱是怎么花的。史耀斌笑着说，“也正是如此，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甚至是越干胆子越小，越干越战战兢兢。”

　　一块手表的国际协调

　　2006年4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税改革，内容之一是将单价在1万元以上的高档手表纳入到消费税征税范围中。政策甫出，瑞士财政部长就给当时的中国财政部长写信，其驻华大使也三次要求约见税政司长史耀斌，“兴师问罪”。

　　一见面，瑞士大使很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要对1万元以上的手表征税？这样价格的手表在中国96%都是从瑞士进口，是不是针对瑞士征税？

　　史耀斌从容地回答说，中国的消费税是针对特殊产品，要么对外部环境有污染破坏，要么是奢侈品，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经常享用、消费的。这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体现。欧洲不是讲究社会公平发展吗，中国也在追求这个目标。1万元在中国来说，是很高的价格。中国的消费税不仅针对进口产品，对国产产品也同样要征税。瑞士手表价格高，说明产品质量好、工艺好，市场地位在世界上是不可撼动的，在中国也是不可撼动的。中国对高档手表消费者征收消费税，不会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但是，征到的税收可以用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用于农村扶贫，用于解决社会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瑞士社会收入分配很协调，税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也正是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高档消费者在享用高档产品的同时，为社会贡献一部分税收，解决社会分配公平问题，何乐而不为？

　　这位大使本来是要提请WTO仲裁的，听完史耀斌的一席解释，再没有提出异议。

　　“我们在处理任何税收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国内，还要考虑到国际影响。”史耀斌在工作时脑子里总会有这样一根弦儿：中国的税收制度不仅是被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纳税人、中国的老百姓所关注，世界也在关注。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一体化，中国经济的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到了让世界不得不考虑，中国经济任何一个变化对世界都会产生影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