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94张2元、3元的小额“收据”，苏州市国税局第一稽查局局长丁家钧最近头昏脑胀。去年10月份，他动用了苏州市国税局下属6个稽查局的力量查处了这94张小额“收据”，并于2月18日给同时举报94张小额“收据”的举报人兑现了2080元举报奖金。
这位自称为“税务违法举报专业户”的赵刚（应当事人要求为化名）对丁家钧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去年，苏州市国税局曾经给他兑现过3笔每笔举报200元的奖励，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而今年，94笔举报却仅仅价值2080元？赵刚想不通，他认为政府失掉了“诚信”。
为此，日前赵刚一纸“行政复议”将苏州市国税局告上了江苏省国税局。
丁家钧比赵刚还想不通：“无论是给举报人每笔举报案件奖励200元，还是几十笔一共奖励2080元，我都是在按照江苏省的文件办事，我又错在什么地方了呢？怎么会落到‘吃力不讨好’的境地呢？”
行政学权威专家点评说：“赵刚没错；苏州市国税局也没错。但是像赵刚这种公民的出现，确确实实给我们的政府上了一课。‘加强政府制度建设’，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从这个意义来说，赵刚的出现，是件好事。"
赵刚：自称“税务违法举报专业户”
赵刚，其貌不扬，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身上一件朴素的夹克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为了吃“税务违法举报”这碗饭，他经常在几个省份奔波，有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专业户’的活动成本是相当高的。”赵刚一脸的严肃。
前两年，在其他省份，他举报一个案例，可以拿到100元的奖金。这笔奖金完全可以支撑他的生活。去年，他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依然靠“举报税务违法”维持生活。
赵刚带着记者走在苏州的大街上，他指着路两边大大小小的商店说：“你信不信，不出20步就有商店违规的。”
赵刚所说的“违规”指的是一些小店铺“不开发票”。这两三年来，他已经熟知什么样的店铺不喜欢给顾客开具发票：自己家的小店铺、税收定额户。
赵刚走在苏州的一条巷子里，在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包2.6元的洗衣粉，然后说“开张发票”，店铺老板一脸诧异：“我给你张收据吧。”这张“收据”到手，又成了赵刚的举报材料。“这就是故意违法！还有些商家对顾客的态度不好，还有的歧视我们外地人！这样的人往往我就故意举报他。而且一次举报之后，我在一段时间后还会再去一次，看看情况有没有好转。”
这就是赵刚的工作方式。他执著地认为自己做事是“合理”的。他告诉记者，去年也是在苏州的一家小店买大米，老板随手开给他一张收据，叮嘱说“有什么缺斤少两的问题回来换”。赵刚扫了一眼这家不大的小店，一眼就看到了老板的老婆和娃，屋里面还坐了老人，“我当即就提醒他‘以后别再开收据了’”。
赵刚用这样的例子告诉记者，“我不是什么都举报的”。
去年10月份，他举报的84个案例中3个情节严重的案件得到查处后，赵刚拿到了3笔奖金，每一笔都是200元。这让赵刚尝到了甜头。他陆续通过信件、直接面谈的“署名”形式给苏州市国税局又陆续送来了九十多张“收据”。就是这九十多张“收据”，引发了一连串的麻烦事。
94张小额“收据”惹了麻烦
“一瓶雪碧、一碗方便面、一包洗衣粉，全都是这种2元、3元零零碎碎的‘收据’，还有沾着泥巴的、皱巴巴的，加起来的总数不过200多块钱……这些‘收据’都是赵刚举报税务违法的材料——国税局，查？还是不查？”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丁家钧就开始为这一堆“收据”犯难。
丁家钧也知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销售商品理应逐笔给消费者开具发票”，“收据”是非法的。但是苏州大街小巷那么多小店铺，又确实还没有像大商场一样有开发票的习惯。可能顺手写的一张“收据”就成为赵刚搜集到的“非法凭证”。
但是，考虑到江苏省的法规里又有“20元以下，如果顾客不要求，可以不开发票”这一条。丁家钧从赵刚举报的这94个案件中将数额超过百元的3张收据做了优先查处，并给了赵刚每笔200元的举报奖金。剩下的91个“2元”、“3元”的案件被排到了“C类”（情节轻微，可以暂缓处理）。
但是赵刚并不买苏州市国税局的帐，他举报了这些案件之后，又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苏州市国税局的上级机关督促他们尽快查处剩下的案件。
赵刚表示：“‘违法’是‘性质’问题，不应该取决于数额的多少。”丁家钧说：“就是因为考虑到‘性质’，所以我们思考再三，最终还是查处了。”
为了这次“特殊”的查处工作，丁家钧亲自和苏州市国税局下面6个稽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开会，给他们解释，做思想工作，把这91张发票分派下去之后，还叮嘱要“优先处理”。丁家钧说：“要不然他们不理解，大案要案不查，怎么都盯着这些开2元、3元收据的小店不放１
最终，6个稽查部门化了1个多月的时间将开出91张“收据”中有据可查的82张“收据”全部查处，共计罚款和补税3万元出头。丁家钧总结说：“不说我们每组2个稽查人员这个人力的损耗，就是文本和资源的占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损耗。”
一笔笔的帐算下来，苏州市国税局在今年2月18日给赵刚开出了2080元的奖金。这和赵刚的预期似乎相差太多。“去年我3笔举报案件，每一笔都拿到了200元的奖金，为什么今年这个计算标准变了？”赵刚认为苏州市国税局违背了作为政府部门最起码的“诚信”。
政府说话怎么能‘不算数’？
“以前很多人都拿到过一笔200元的奖励，而且以前工作人员也说过类似于‘一笔举报奖励200元’的说法。这难道不算是政府做出的‘承诺’么？”赵刚格外强调“承诺”两个字。
对于赵刚提出的“国税局做出的200元一笔奖励的‘承诺’”，丁家钧认为这个说法毫无道理，因为作为下级行政机关，只有按照上级的文件做事的道理，哪怕有工作人员说过“一笔举报奖励200元，又能算是‘承诺’吗”？
为了做通赵刚的思想工作，丁家钧花了不少心思。他多次告诉赵刚，查处赵刚提供的94张“收据”，补税罚款总共也就3万多一点，按照江苏省国税局2001年下发的文件，“补税罚款1万到20万中间，奖励金额在1000元左右。考虑到赵刚家境比较贫寒，才给出了2080元的奖金。”
而苏州市国税局第一稽查局副局长张丹萍也承认，以前很多举报人领取过一笔200元的奖励金额，这是因为苏州市国税局“鼓励举报人举报税务违法行为”，所以“一般都是多发一些，凑个200元的整数。”
看来，在以前的几年间，为了“鼓励”举报人，苏州市国税局这种200元的高额奖励金额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惯例。只是这次遇到赵刚这样较真的“税务违法举报专业户”之后，才“紧急刹车”。
张丹萍对赵刚解释说：“按照江苏省国税局2001年下发文件的规定，苏州市国税局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权，以前，也有举报人拿到过低于200元的50元奖励，也有拿到800元、1000元的奖励——这都要取决于举报人做出的工作究竟给税务部门带来了多大的帮助。苏州市国税局完全有权利做这样的裁量。”而且，同样依照这份文件，举报中心颁发举报奖金时，可以“不提供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有关案情材料”。
“按照规定，奖金按追缴税款和罚款的数额来确定，但是我也不知道政府每次究竟追缴了多少钱回来，文件规定也不用给市民提供这些材料。这样一来，政府可以给的多，也可以给的少。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这么大，公民如何‘监督’他们的工作？”赵刚质疑说。
政府的“诚信”如何保全
在昨天的见面中，丁家钧和赵刚的争锋十分尖锐。虽然赵刚日前向江苏省国税局提交了“行政复议”，但是丁家钧坚信“我没有错”。
丁家钧明确：“你给我上了一课，对于举报人的奖励，还是要严格遵守文件，不能按我们的老法子，‘鼓励’有时候也会惹来麻烦。”
赵刚立即反驳：“你也给我上了一课，以后对于政府的‘承诺’，我也要慎重再慎重。”
对于丁家钧所说的“上了一课”，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十分赞同。他认为政府的工作本来就有个起点，在查税务违法的工作中，为了鼓励公民举报，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多一点的奖励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问题就在于，从现行的鼓励到发展到“制度化”的奖励，政府还是应该细化制度。最积极的做法是，因为赵刚的出现，迅速完善政府的奖励制度。因为现行的一些文件中的确有“空白”，需要及时补充和细化。制止商业腐败的具体细节应该日臻完善。政府的“好心”也必须要有好的制度来保障。
毛寿龙认为，赵刚是积极公民。他用自己的努力来制止企业的腐败行为，这样将十分有利于优化社会环境。因为当政府力量不够的时候，必然利用公民的力量。拿“赵刚现象”来说，就是因为现行的发票成本高，政府的监管能力有限，所以才产生“广泛利用社会力量”的必要性。在这种前提下，奖励公民理所应当。
而且，任何“制度”都不能以“高尚”为基矗虽然可以肯定赵刚是在为自己盈利，但是和政府相比，公民处于“弱者”的地位，就是挣点小钱。政府不应当怀疑他的动机，因为是国家的政策给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生存的环境。从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应该处于鼓励的状态。当然，与此同时也要通过制度来约束公民。
在苏州市国税局遇到赵刚这样较真的公民时，不仅被斥“不诚信”，还被指责出“文件”中有“空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豁达”，因为“质疑”和“压力”本身就是前进的基矗在这种时候，政府和公民首先不要自己打起来，而应该为以后联手推进税法的进步，规范商业环境。这对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自身建设有好处。
“政府自身建设”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如果这样的公民没有了，政府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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