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太高导致逃税——访安永税务咨询部副主席沈钰文

　　熟谙多种语言的沈钰文先生获得了美国雪城大学文学学士、经营管理学（会计）、法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中国联络委员会会员、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会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执行合伙人。他1980年加盟安永，在美国纽约国际办事处工作，从事国际税务工作。1981年起，参与建立中国业务的发展，服务的客户遍及油气公司、化学工业、银行与金融机构、地产投资与发展等多种行业，23年的税务工作经验使得沈熟知各行税法，善于应对各种疑难案例。

　　沈先生对中国税务及法规条例尤为熟悉，曾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咨询有关财政与税务方面的政策及管理问题。2002年，沈组织的香港会计师公会中国大陆法规及税务小组，向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提交了一份名为《比较中国与其它地区及国家个人入息税（所得税）制度的调查报告》。

　　今天中国税收的基础性框架是由1994年的税制改革奠定的，由于形势的发展，面临着改革。本报为此专访了安永税务咨询部副主席沈钰文先生。

　　中国税制比较复杂

　　《21世纪》：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国际税务工作的专业人士，你对中国税制的总体看法如何？

　　沈：中国的税制总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税制，因为它包括两套体系，直接税和间接税。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直接税就是所得税，包括个人、企业所得税。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都只有直接税，没有间接税。即使与既有直接税也有间接税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税制仍然比较复杂。

　　中国征税的经验还较浅。因为改革开放以前都是国有企业，征不征纳不纳税也没有那么严格，20多年来实行政企分开的历史不算长，所以整个税制还不够成熟。

　　我举个例子，在美国，仅仅关于企业所得税一项，税条的解释规定就有一尺多厚，关于案例的解释就不知有多少本书了，而我们对于税制的解释都不够清楚、详尽，这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没有一个税制是很完美的，全世界所有制度都是在不停的演变，税制一定要根据社会的改变并且去遵循社会的改变。中国从一个国有经济体系逐步改为民营经济体系，所得税在这里要逐步发挥更重要的角色。现在社会财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政府只有通过税制去平衡。

　　所得税是当务之急

　　《21世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制改革的目标有多项，你认为目前最需要改的是哪一块？

　　沈：当务之急是解决所得税的问题，一是企业所得税，二是个人所得税。我们与国家税务总局有过交流，他们也认为企业所得税的修改是当务之急。

　　现在中国间接税占80％以上，直接税只占20％。而我们讲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财富重新再分配，所得税扮演社会财富再分配角色更为重要。而在中国税收只有20％来自直接税就达不到这个目的，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各占一半，中国应该通过税制的强化，使直接税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21世纪》：刚才两个问题，你都提到所得税的问题，那么你认为中国所得税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们先从企业所得税开始吧，你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税率定在何处？

　　沈：现在内资企业所得税率基本为33％，许多外商企业所得税率只有15％或24％。因为WTO协议对于中国调整企业所得税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对于目前内外资不平等的所得税税率这一块，政府觉着可以调也可以不调。从中国来讲，保持一点不公平制度不是不好，因为我们重点是吸收外资，作为国家宏观来讲是要平衡两方面的，如果吸收外资比我们增加税收带来的好处多，那对外资保持优惠也是值得的。

　　企业所得税的问题不是税率问题而是解释问题。现在内外资两套税法，两套税法就意味着有两套解释，不同的税制，遵循的依据不同，极易制造混乱。因为很多税的来源就在税法的解释上面，有税法才有依据，为什么国外关于一个税种的解释可以写几本书，税种可以简单但解释一定要清楚。调整后内外资企业可以一套税法，执行两个不同税率。

　　我个人觉得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重点是吸收外资，相比之下税是不重要的。你比如说外商投资一美元，乘以一个货币乘数，如果吸收一美元加乘数变为7美元，好似给经济打了个强心针。我认为中国现在企业所得税的制定应该鼓励企业去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就业大问题；而且创造就业，这些人要领工资，也要纳税，纳税的基数就变大了；我们强调的是要创造纳税的基数而不是把税率提高。

　　美国所得税率一度很高，后来里根总统把个人所得税由70％减到20％多，企业所得税由49％减到30％多，美国税收反而增长上去了。

　　税率太高会导致逃税

　　《21世纪》：对于个人所得税这块，国家税务总局有位官员曾说是征管最差的一个税种，你如何看？

　　沈：对，因为税率太高，最高到45％。

　　与国外相比，有两个比较大的差异：一是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是按年度征收，而我们是按月征收，这是最大的差异；第二，2002年我们调查了22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欧盟、中国的贸易伙伴在内，中国税率偏高，位列前5名，北欧最高，但北欧不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要和重要的贸易伙伴相比。香港是2％－15％，新加坡是2％－28％，马来西亚是1％－29％，日本10％－37％，美国15％－39％，而中国为5％－45％。

　　我们给政府建议，把个人所得税率降下来，这样人们赚钱就会有动力，至少没有阻力。人人都要纳税，但这个门槛太高了，很多人就会故意去逃税。

　　《21世纪》：你认为影响个人所得税缴纳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沈：公民纳税意识和制度，这两者是相互配合的，当然税率高也是一个因素。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环节要强化。为什么说强化，比如美国公民环球纳税，公司有义务替税务局预扣税金，年底结算；如果你到银行存钱有利息，银行有责任向税务当局通知这个人每年收了多少利息，以此类推；中国没有这样的社会体系，个人收入中惟一可以容易找到的是工资。整个系统的强化有一个过渡期，需要一段时间。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纳税意识强不强，这是公民教育问题，但是如果税率比较低了，公民对纳税责任的接受也比较强一些。

　　你比如现在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几个人的公司，如果他要去建立一个健全的用人用工企业制度，他会发现成本很高，所以他会尽量去逃避这一块。

　　个人所得税高，对吸引海外专才也极为不利，因为现在脑力比劳力更值钱；现在个人所得税所能征的就是工资那一块，不如让专才们发挥更大的创造价值。

　　增值税要调整税率

　　《21世纪》：内地对增值税改革的呼声也很高，你在实际工作中感觉如何呢？

　　沈：增值税改革有需求。因为现在不论什么行业，什么商品都是一刀切17％或13％的税率；而国外是不同的产品纳不同的税。比如粮食为什么要付13％呢？很多基本生活用品不应该税率这么高。所以增值税的主要问题是调整税率。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营业税和增值税是不衔接的，这等于双重征税。最简单，你去餐厅喝酒，餐厅买回来的酒含增值税，然后你去购买餐饮服务又有营业税，但它与餐厅买酒时付的增值税是不能互相抵扣的，这等于双重征税，这在全球比较少见。加入WTO后，一直讲要两税合并，但迟迟没有出台。

　　《21世纪》：增值税改革后，有哪些行业会首先受益？

　　沈：具体如何改我不是太清楚。我了解的是增值税改革主要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原来的进口设备不许抵扣，将来的趋势是一切与生产有关的机器设备的增值税可以抵扣销项增值税。个中有很重要的一条，现在进口设备许多是不用付税的，将来却都要付，虽然可以抵扣，对企业来说做成一定资金压力，所以有得必有失。

　　遗产税现在没必要

　　《21世纪》：在税制改革中，多次提到完善财产税。你认为呢？

　　沈：遗产税的问题讨论过很多次，一直没执行。遗产税的建立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不太合适。美国没有遗产税，个人财富增长得很快，有钱人有一个特点，一般来讲他不会把钱存在银行，他会继续投资，这样对推进经济发展是极有好处的。从长期来看这一税种可以建立，但短期内尤其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现时没有多大必要。

　　《21世纪》：你对社会保险税和继续推进“费改税”，如何看？

　　沈：中国的社会保险税在全球比例最高，我了解内地一个人每月提取的保险费用合计接近工资的50％多，而且国内有些地方是没有上限的，而先进国家如美国都是有一个上限的。

　　关于“费”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不应该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乱立名目，搞得既复杂又混乱，应该取消。很多地方以前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把很多外商都吓坏了，当然现在这一税种已经取消了。

　　中央政府应集中税源

　　《21世纪》：在中国的征税体系上，可否谈谈你的看法？

　　沈：中国目前与国外相比在征税环节上有一点不太好，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统筹收所有人的税，而中国个人所得税是交地方，分区的，小到区里面，这就有几点弊病：第一税源不集中；第二中央宏观上很难掌握地方执行如何；第三政府不知道制度的漏洞、弱点在哪里。中国税制是中央政府只负责颁布政策，地方执行，美国的政策制定，征税、纳税都是由一个单位负责，而我们目前国税和地税之间沟通不够，有些客户曾经向我们抱怨企业不知道该怎样交税，是交营业税还是交增值税？税制改革，就是要把营业税取消，把增值税归到一个地方收，这就要解决税源分流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会引起一些利益冲突。中国演变到美国的制度很难，因为整个财政的分配制度都不一样，改变很大，不是短期能办到的。而现在的经济环境和背景与1994年税革实施分税制的时候已经有较大不同，中央会否有那么大的决心很难说。

　　税种太多增加管理成本

　　《21世纪》：税制改革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相比在国际贸易上是否会得益？

　　沈：与周边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税率明显偏高，比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香港都高，即使改革后也不见得会低到哪里。但对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最大的吸引力是市场，而非出口，中国市场十几亿人口，他们要做的是内销。但无论中国的税制如何改革，外资企业应该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的，因为至少不会加税。

　　《21世纪》：中国税制改革对国际资本流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沈：一定是正收、正入的概念，否则税制改革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达到47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外商投资国，说明中国新兴市场强劲的生命力和后劲。

　　《21世纪》：你能预测一下中国税制改革的进度、推进方式和效果么？

　　沈：据我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是很急的，因为涉及到政府换届，我个人估计可能要到2004年税制改革获得通过，2005年可以执行。

　　在税制问题上，全球都应该走一条路，税制形式不可能太多，太复杂，越简单越好。什么屠宰税、筵席税没意思，吃饭太多就要付钱，能收多少钱。不符合收税的原则和目的，而且税种太多，增加管理成本。凡事都是一个道理，简单的容易让人信服，容易让人执行，容易让人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