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教授日进万金 “走穴”纳税成为“盲区”

　　近日，据文汇报报道，上海部分名牌大学的教授纷纷“走穴”，一些经济学界大牌教授讲课的出场费甚至高达6万元，兼职讲课的“开口费”已成为高校教授收入的来源之一。

　　在著名高校云集的北京，情况怎样呢？根据千龙网记者的调查，这股名校教授的“走穴风”在北京也刮了许久，一些教授的收入可以达到日进万元。关于这股风潮的是是非非，一直是众说纷纭。而“走穴”教授的纳税情况，也几乎成了一个“谜”。

　　教授“走穴”不是秘密？

　　海淀区被誉为“高校区”，集中了大部分全国响当当的名牌大学，而在这些名校的大门外，常常停满了“趴活儿”的出租车。在其中一所重点大学门口，记者从一名出租车司机嘴里听到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因为家离得近，这名出租车司机长期在这所大学门口趴活，常常遇到一些教授包他的车到外地讲课。

　　司机告诉记者，据他观察，这种活儿一般都挺急，教授们大多是来不及买机票，或者赶不上航班，才只好乘坐出租车连夜赶。一来二去，和他们熟了，后来干脆也就不打表了。“最远能到陕西、河南，赚海了去了。”辛苦一夜，赚个一两千，看得出，司机们对这个价格十分满意。

　　而在校内，教授们校外兼课，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无论是刚入学的新生，还是已经晋升为“师哥师姐”的老生，都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某知名高校一名法学院的研究生告诉记者，他的本科是在一所非名牌学校念的，当时就听说过学校老师到外面的一些企业去讲课，现在考上这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关于教授们“捞外快”的传闻就更多了。“越是大牌的教授，出去的机会就越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即便同样是大牌的教授，最热的还是集中在经济、管理、金融、外语、法律、新闻、计算机等领域，而一些基础学科则相对冷淡得多。“看哪个教授的出镜机会多，大致可以推测出哪个专业好找工作。”这是一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的“经验之谈”。

　　著名教授日进万金？

　　出场费，几乎成了不同档次的学校、不同级别的教授、不同热度的专业的一个衡量标准。一位教授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名牌大学的出名教授的费用的确会比较高一点，但真正影响出场费的还在于邀请方的经济实力。

　　按照他的说法，不同性质的单位开价差别比较大，通常政府机构会少给一点，一天大概在1000到2000元之间，最少也就是几百的，有时甚至还有免费的，对方只负责一点车马费。

　　然而，他也不讳言一些赢利性的商业培训报价会比较高，他举例说，一些企业的职业人员培训班按照市场规则走，开出的价码高的从4000到5000，个别最高的能达到10000，当然，这个价码只针对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

　　而一些学生告诉记者，在课堂上少数教授也会开诚布公地和他们讨论“走穴”的事。一名学生称，他的一位老师就在上课的时候说过，他挣钱最轻松的一次是在青海担任一个美术比赛的评委，短短一个下午，就进帐几千元。

　　当记者就出场费向一名常在电视上“露脸”的社会学教授求证时，他笑称，外界对于这个问题有点夸大其词了，他们的收入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高。他告诉记者，虽然他常常在电视上露脸，但有的时候干的是“赔本的生意”。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上一个中央级电视媒体的知名访谈节目，报价最高的也就是1000元，而另一档有名的谈话节目也就是500元。“除去来回的车费，再打理打理头发，或者买套西服，有可能连本都陪进去。”

　　至于一些媒体所报道的上海一些教授6万元的“出场费”，记者采访的这些北京高校的教授表示，绝对是极个别的现象。

　　高校教师生财有“道”？

　　除了给政府机构或者企业做培训，每年数量庞大的考研大军也成了一些知名教授的“聚宝盆”。海文、导航、启航，印着这些名字的考研辅导班广告往校园墙上一贴，就是一块明晃晃的金字招牌，不仅让北京的大学生趋之若鹜，还吸引了不少外地学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小李说，她考研时报的是一个冲刺班，所谓冲刺班，就是在考研前约一个月时进行几天的集中辅导。她读的那个班当时超过500人，按照每人每天80元收费，即使只上三天，一个班的收入也有12万。而每天5至6个小时的辅导，小李认为效果“只是一般”。

　　短期的集中培训收入已经令人咋舌，而根据另外一名农业大学学生的说法，正常班的收费就更令人惊叹了。这名同学于2002年报考研究生，为了增加胜算，报了一个以“猜题准确”而著称的英语辅导班。她告诉记者，当时她们被安排在北方交通大学校内的一个大礼堂内上课，据她目测，一个班的学生大约在两千上下，收费是每人500元。老师讲课从上午8点讲到中午11点半，连续20天。而这只是这名教授开办的暑期班中的一个，加上春节班，一年大概有五到六个班，这还不算他到外地做“蜻蜓点水”式的讲课。

　　而一位搞过出版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出教辅书也是高校教师敛财的一条途径。他曾经和一些师范类院校的教授合作出过教辅书，一本定价10到20元的书，稿费往往也就是3000到4000元，并不高，主要的就是版税。据他透露，他们曾经做过一次性买断版税的书，支付给教师的版税高达10%到20%，而当时一般图书的版税仅仅是3%左右。

　　“没本事的在外讲课，有本事的申请项目。”这是高校圈内一部分教师的说法。一些教授坦言，和公司合作做项目，或者和一些机构做课题，收入会上升得比较快。而据知情者透露，某些项目经费中因为管理费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一些教授一个项目做下来，收入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都有。

　　纯属无奈被逼“走穴”？

　　记者在调查中特意做了一个试验，让学生猜测一些知名教授的收入情况，虽然学生没能说准具体的数字，但是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告诉记者，这些教授非常富有，理由是他们“有房有车”。

　　在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9类高收入个人中，中学、高校教师也赫然在列，但是在采访中，所有的教师都对这种划分表示反对，北大一名教师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教师绝对不是高收入人群，即使有，也是极少的一部分。”

　　绝大部分大学教师认为，他们的收入只是比过去有了改善。一位工商学院的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在1999年之前，教师的工资大概几百元，比较低，现在和以前比的确增加了一些。据他透露，一所名校副教授的工资最高大约4000到5000元，正教授则在8000到10000之间，其它系则要各降一两千元，而一些比较差的学校就更少了，一般也就是3000到4000元。

　　而一位法学院的青年教师则告诉记者，很多教师走穴属于迫不得已。“实在是熟人来找，推托不了。”这名教师属于学院的青年骨干，带着八个研究生，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他告诉记者，在外兼课看似钱好赚，其实不然。“给你的越多，条件就越高，你的投入就越大。”他曾经给中国网通上过一次培训课，对方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为此，他特意花了四天的时间恶补电信专业知识，才算比较圆满地完成培训。

　　前面提到的法学院青年教师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学校进行改革，工资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职务津贴，而这是按照职称、科研、教学工作量走的，对于他们这样的青年教师来说，压力非常大。高校研究生扩招后，他带的研究生数量也从过去的两三个增加到七八个，同时还要负责本科生的答疑，常常忙得团团转。

　　“所有的交通费，通讯费，办公费用，都得自己支付，遇到辅导的学生当中有家在异地的，还要自己掏钱打长途，学校没房，我们还要考虑贷款买房，走穴真是没办法了才干的。”他还告诉记者，学院里还有一些教师到民办学校讲课，一天才200到300元，几乎等于义务劳动。

　　由于部分高校讲究论资排辈，使得一些年轻教师希望通过“走穴”的方式，一方面增加收入，弥补工资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曝光率，提高知名度，为以后的发展做准备。

　　争取副业应付主业？

　　对于这股走穴风，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毫不讳言。虽然学生们对此基本上抱以宽容的态度，但记者还是从一部分学生的嘴里听出了不满。一名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告诉记者，在校时教他们“旅游法”的是一位“大腕级”的教授，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满怀期待，但不久后就发现该教授因为“课外活动”牵涉了太多精力，上课的时候明显不认真。一堂课下来，往往是随便讲点，然后就出几个题让学生讨论，讨论完也没什么结果。学生一堂课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收获，惹得很多人议论，“挺有名的教授怎么就这样啊。”

　　而学新闻的小赵告诉记者，大一时她们的一门专业课是学校一位年轻副教授上的，当时这位教授还主管着一个研究所。第一年，他上课还算比较负责，学生交上去的作业能及时批改，还时不时有些授课的新点子。等她们升入大四，再上这位副教授的另一门专业课时，就明显地感觉到不同了。最初这位教授只是在课堂上公开接电话，后来干脆经常取消课，让他的研究生代课。布置的作业交上去也不批改，更不讲评。“最后大家都各忙各的，考研的考研，找工作的找工作，老师不好好上，学生也就不好好学了。”

　　对于这种“副业甚于主业”的现象，虽然部分学生颇有微词，但他们也向记者强调，这种教师只是很少一部分，并非主流。

　　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位老师则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在外授课就降低校内上课的质量，这只能表示这名教师的师德有问题，属于个人基本素质差的表现，绝大部分老师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开阔眼界增加实践？

　　教师该不该“走穴”？采访中大多数人还是对此持肯定态度。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认为，高校教师是一种资源，到社会上讲课，其实也是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名副其实的靠知识吃饭，恰恰反映了社会进步。

　　对于一些社会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必须要教师走出校门和社会充分接触，校外兼课是途径之一。一位新闻院系的教授提出，现在高校中还有一部分教师习惯于封闭在办公室里做学问，忽略了社会实践，而他认为到校外讲课是增进与社会交流的好机会。他告诉记者，他的很多新观点和理念都是从外面学到的，“不和外面接触，就不能了解业内的真实情况，在校内给学生授课时就没有具体事例。”在他看来，现在高校内就是书本型的教授太多，实践型的太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震宇还认为，目前高校教师的收入无论是跟国外的教师比，还是跟国内一些行业比，都不属于高薪阶层。教授校外兼课，无论是出于增加收入，还是加大与外界交流，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可以适当地加以引导。

　　而学生们也表示，他们并不反对教师“走穴”。一名社会保障学的学生告诉记者，他们认为，一些授课形式活泼，讲课质量口碑比较好的教授，反而还是“走穴”比较频繁的。“老师给谁上课都是上，挺平常的事，只要不会影响校内上课就行了。”

　　据记者的调查，大多数学校对本校教师校外兼课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态度，一些大学除了明文规定不允许教师到其他学校担任“客座教授”以外，基本上没有限制。

　　“走穴”纳税成为“盲区”？

　　在记者的调查中，对于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大部分教授明确表示他们绝对会依据相关政策缴纳。一些教授告诉记者，往往他们在协议中就会注明让对方代扣。而一名重点大学的教师私下告诉记者，有时也不排除对方主动提议所谓“合理避税”的做法，比如劳务费是3000，但对方不采取一次性交付，而是分三到四次付清，税率就低了。

　　北京海淀区税务局新闻处一位职员向记者坦言，教授、专家的校外讲学和补课收入是税务机关比较难以掌握、确认和监控的“灰色收入”，也是最让税务人员挠头的“纳税盲区”。

　　他解释说，一些企业或者机构在纳税的时候，报表上只填写“劳务费”，至于是否是高校教授兼课的“劳务费”，税务局根本无法查证。他举例说，比如一家非常有名的IT企业，纳税时如果在报表上填写着“工薪金”，税务局就可以根据规定按照比例代扣代缴，而一旦填写的是“劳务费”，查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了。

　　“我们在一线的就一百多人，管辖区内数得上的企业就有6万多家，怎么查？总不能天天守着，看人家的劳务费是怎样支出的呀。”这位职员道出了苦衷。

　　正因如此，高校教师走穴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也就无从统计。而海淀区这名职员透露，现在北京市统计局正在进行全员明细申报的准备工作，一旦技术上成熟，作为执法机构的海淀区税务局也将跟着实行，据他的估计，这将会对高校教师“走穴”的隐性收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