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访谈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与《中国税务》杂志社日前联合推出了2002年度中国纳税排行榜，它们分别是“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私营企业纳税50强排行榜”、“中国72行业纳税10强排行榜”。
排行榜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这组数据：中国纳税最多的100家企业去年共计交纳税金1858.69亿元，其中只有两家超过百亿元，大庆油田有限公司以175.04亿元高居榜首，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107.56亿元夺得亚军。35家烟草加工企业登上纳税百强排行榜，纳税549.32亿元，其中偏居一隅的云南就有7家烟厂上榜百强；烟草行业成为我国的第一大税源。中石油、中石化旗下的28家企业登上纳税百强排行榜，纳税549.32亿元，成为第二大税源；钢铁产业是第三大税源，9家企业上榜百强，它们共纳税134.33亿元。
“富人纳税”问题再次引发公众议论。此次推出的中国私营企业纳税排行榜上的50家企业共缴税12.42亿元，仅比“百强”榜上排位第48的国企济南卷烟厂的12.0087亿元略多，而少于排位第47名的中国农业银行的12.6034亿元。在《福布斯》2002年中国内地100名富豪中，只有4名富豪的企业进入民企纳税50强；《新财富》杂志今年排出的2002年度中国400名富豪中，也只有12人进入民企50强。更令人惊奇的是，全国各地上报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司的私营企业重点税源户共计124家（即年纳税额超过500万元的企业），就有40多家不愿意向社会公布纳税情况！中国富豪们在纳税榜上的“弱势“地位和他们害怕公布自己纳税信息的“脆弱心态”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为此，《外滩画报》记者特地采访了《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先生，请他给我们讲讲中国纳税榜上的慕后思考。
税收增长1个百分点，GDP就增长3个百分点
这一方面说明国家税收增长快，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说明税收过重，需要大家关注。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这是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和《中国税务》第三次公布中国纳税榜，请问这次排行榜与前两次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张木生：这次是针对2002年的纳税排行榜，也是我们第三次发布纳税排行榜。第一次是在2000年，连续三年，连续三届。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信息应该公开化，透明化，这有利于纳税人的知情权，也有利于为进一步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制化的纳税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信息透明化是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也是服务的手段。
比起前两次，这次排行榜反映的最大变化就是国家税收增长快。从总体上看，这是好事。1994年税制改革之初时，国家一年的税收只有3000多亿元。今年预计税收有2万亿元，跟去年相比光净增量就有3000亿元。国家用税收调控国家宏观经济，国家转移支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税收增加得比GDP快得多，大概是GDP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就增加3个百分点。这说明税制还不够公平，赋税过重，需要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所以公开纳税信息，让它更加透明很有必要。
烟草业成为第一大税源说明了什么？
税源结构反映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经济结构还有进一步规划的必要。
《外滩》：税源上有没有大的变化呢？
张木生：税源上也可以看出来很大变化。我们的含税GDP进一步证明国家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二产和三产对税收的贡献越来越大了。因为农业在整个GDP里面只占了14%，中国在县和县以下的人还是多数，占10.06亿人，但国家从这部分人中得到的税收只占整个税收的25%左右。也就是说，75%的需要国家供养的人是在县和县以下的范围，它的税源确实比较小。
《外滩》：这次上榜的企业里，一些较穷的省份，像云南就有7个烟厂，而浙江、江苏这样比较发达的省份上榜企业却相对少。有网友认为这不公平，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张木生：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像云南这样的地方虽然总体经济比较落后，但它是烟草生产和加工的重要地区，我们国家的烟税很重，烟草业的含税率很高。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经济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规划。因为烟酒虽然税收很高，但它显然不是带头产业，也不是朝阳产业，经济结构还有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的必要。
《外滩》：就纳税而言，比较理想的经济结构应该是怎样的呢？
张木生：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顶尖级的发达国家像美国，它的制造业比重越来越小，实物经济所占的比重也在缩小。而金融产业、高科技产业占的比重已经达到72%以上。从产业的规律来看，农业是基础，制造业是第二个层次，高于制造业的对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的是金融，而支撑金融的是高科技。他们以国防工业、军火制造业产生的高科技再向其他领域扩散，高科技产业居于整个积极结构的顶尖级上。我们要朝他们的方向去，暂时还不可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从税源结构上能反映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参考和指导作用。
按含税GDP倒算，还漏了三四千亿元
所有制的界定在我们国家还不是很清楚，这几千亿元税收最容易被什么样的企业漏掉？国企？外企，还是账目不公开甚至有两本账的部分民营企业。
《外滩》：在这次推出的民营企业纳税50强中，只有张跃先生的远大集团和不久前被害的李海仓先生的海鑫钢铁公司纳税金额超过亿元，分别为1.27亿元和1.15亿元。民企50强总计纳税只有12.42亿元。从排行榜统计的情况来看，民企的纳税能力似乎还很“弱小”？
张木生：应该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很快的，民营化的趋势是很快的。各个省都发了各种各样的文件来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达成共识。实际过程中也是这样。现在，咱们国家国有的、民营的和外资的，基本上达到了各占三分之一的水平，所以民营企业的发展一点也不慢。
但是反映在税上，一个就是所有制的界定在我们国家还不是很清楚，比如股份制企业中，私营占大头的，究竟归哪部分，这样的问题也反映在国有企业里头。这个不明确不是法律上的不明确，而是跟各地的统计口径有关系。一家企业即使大，但把它分散在好几个纳税主体中，每个纳税主体的量不是特别高。
《外滩》：那排行榜反映的民企纳税情况，除了不能完全概括民企的实际纳税额，外还暴露出偷税漏税情况吗？
张木生：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税收总量，再根据我们国家含税GDP倒算，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税收应该再多出个三四千亿元。这三四千亿元是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把它漏掉呢？恰恰是那些财务、账务不公开、不透明，甚至是两套账的企业。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合姿企业都比民营企业透明度要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然了，要全收干净，就跟收割麦子一样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的征管水平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按照经济学家估计，国有企业征收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但对民营企业的征收估计比这个数字要低一些。漏掉的部分还比较大。所以倒过来算还有三四千亿元税收没收上来。
“中国富豪”为何怕上纳税榜？
在之前上了各种排行榜的多名中国“富豪”们纷纷出事后，更多的富豪把上榜看做走近“死亡”的前兆。
《外滩》：民营企业这次只报了50家，只排了50强。这个民营企业纳税50强和美国的“福布斯”和咱们的“新财富”排行的中国财富400强，基本上是同期公布的。这就有一个对比，有一个说明。在我们国家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张木生：“福布斯”公布的和 “新财富”公布的富翁比较一致。这400个富翁人均掌握的财富达到了7.6亿元到7.7亿元，总计财富达到3000多亿元。这些富翁对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有很大贡献，但是他们过去在税收上反映并不突出。一个就是他们的税赋，通过比较，确实比国有企业等其他所有制企业经济成分低。这40多家企业公开地和各地讨价还价，坚决不愿意把他们的纳税信息公布出来，他们觉得这会倒霉，因为过去上“福布斯”榜的许多富翁都跌倒了，他们把这看做一个死亡。
我们有一个观点，富不必仇，税不可偷，两点都不可偏废。首先你的信息都不愿意让公众知道，可见你自觉纳税的意识很差。这更说明，加大信息的透明和公开，加大宣传是必要的。
《外滩》：你们公布这个榜之前，他们有没有来找你们讨价还价？
张木生：没有。我们公布的50家，“福布斯”、“新财富”公布的400强中的前50家，真正交税交得多的只有四至五家，就是上了我们纳税50强排行榜的。就是在这整个400家中，也只有12家交得比较多，排在了我们的榜上。
这两个不对称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背后反映了透明度不够。税赋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要么就是他们实际上少交了，要么他们是有特殊的原因。
现行税制有待再思考
一方面，我们的税赋过重，很多企业负担不了；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企业总在寻找“避税”机会。
《外滩》：你曾经说民营企业不愿意也不敢公开自己的纳税信息，请你具体为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好吗？
张木生：我觉得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主观上要依法治国，依法收税，这是既定的，毫不动摇的。但是现实操作中，我们的征管水平还不是那么高，对税源的监控也不是很现代化。这是从征管角度来看。
另一方面，我们的税制是不是本身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按照我们的税制是以增殖税为主，这个税率很高，生产型的增殖税达到11%，消费型的达到23%以上，甚至更高。我们的所得税也很高，企业所得税达到33%，个人所得税累进的也很高，最高能达到45%。
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来比较的话，我们的税率基本上达到了比较发达的国家中上游的水平。而事实上我们国家企业效益并不是太好，如果完全依法去办，很可能收得比较苦。所有的企业如果都一丝不苟地执行税法的话，会有很重负担。一方面，我们税比较重，很多企业承受不了。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总在寻找机会“避税”。尤其是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民营企业，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税务公开出来。
纳税排行榜的呼唤：公共信息应该公开透明
是老百姓知情权的需要，是加强社会监督的必需举措。中国富豪们应该学会生活在这个公共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中。
《外滩》：前两次公布纳税排行榜的社会效应如何？这次公布你们有什么预期呢？
张木生：实际效果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第一次公布正好是福布斯公布富人排行榜的时候，马上引起争论。人们都在问为什么富人100强和纳税100强排名不相符合？那一次只有5个富豪进入纳税排行榜。社会上舆论压力很大，当时的总理朱基也提出来富人交税少的问题。
因为这个公布，国家调整了政策，规定以后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开支中，那些不属于企业发展所用去的开支，很明显是属于家庭开销而调走的资金，这一部分要收税，这一措施为国家增加了很大一笔税收。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有很多企业用更隐蔽的方式来逃税。什么时候大家才会去主动纳税呢？只有到了我交了税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和我付出的成本大大小于我偷税的成本，我才会愿意交税。
说到预期目的，我们是这样的。党的三个代表，要求理论界“三贴近”。我们政府越来越变成一个阳光的政府，公开、透明、有原则的服务性政府。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做。我们不像第一二次简单公布后就不说了，我们还根据这个来挖掘公开信息背后的内容。总的目的就是要让公共财经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加强社会监督。同时也为了帮助各个企业树立比较正确的纳税意识，习惯于生活在公共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中。
“纳税榜”幕后思考：中国老板偷税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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