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税制改革箭在弦上，虽迟迟不见确切时间表，但各方关注度从未降温。最近，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推出课题报告，建议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原来的800元上调至1200元。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政协委员递交提案指出，个税起征点以1500元为宜。转眼再看，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在实际征缴中，早已突破800元底线，起征点纷纷上浮至1000元、甚至1500元。纷繁的数据，让人难免疑惑：我国个税起征点的设定究竟以何为据？
钱晟：800元的个税起征点，上世纪80年代初设定，沿用至今死杠一条，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都在讨论，起征点究竟多少合适。可我要问，绝对额真有那么重要吗？如果说800元不合理，那1500元就科学了吗？就算现在升到了2000元，那5年后呢？可见，单纯的数字升降不能确保公平，我们需要的是指标体系，经过系统核算、反复论证得出的标准才是关键的科学依据，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胡怡建：回溯历史，800元起征点设定之初，主要的缴纳对象是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这一量级的收入能确保他们在当时的中国过上国际中等水平的生活。可多少年来，800元成为了一条基准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其合理性日渐缺失，民间对于抬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庞金伟：20年前，800元是工薪阶层月收入的10至20倍；而今天北京、上海等地居民月收入已逾千，征税对象由富人扩大为平民。800元这条“死杠”，已经侵蚀到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水平。
主持人：把个税起征点比作“死杠”，另一层意思体现在全国“一刀切”。起征点到底该怎么动？尤其引人关注。
钱晟：就像企业有生产成本，个体维持生活也有必需开支，因此个税起征点设立要考虑生计扣除。中国经济区域差别，使得各地物价指数和经济收入差距显著，个税起征点再搞全国“齐步走”，显然漠视特殊国情，违背客观规律。按综合物价水平划分不同类型的地区，从而确定高低不同的起征点，才是可行之举。
朱军生：事实上，各地已在暗地操作，上海1000元，深圳1500元……中央默许，但付出的代价是对法律威严的侵害、对法律刚性的破坏。税法滞后，使法律本身变成了灵活松动的“橡皮筋”。
方卫平：其实，世界上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不同地区设定不同的个税起征点，基于联邦制国家各州拥有立法权。这一问题在我国又遭遇两难：各省市需要分类拉开差距，但地方上又没有税制立法权限。权宜之计，在于中央设立一套评估体系，将个税起征点分成不同等级，各地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物价指数，对号入座，可在等级间相应浮动。但从整体趋势上来看，我们期待税制改革，中央在一定幅度内给地方下放更多的立法权，彻底打破“死杠”。
主持人：从技术角度讲，税前扣除项目的设立，也能起到抬高个税起征点的作用。欧美、香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就附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抚养子女、赡养老人都要相应减免，购买住房也会一次性返还，所以有可能每月收入上万美元还未达到纳税起点。增加税前扣除项目，是否也是我们撬动个税起征点的一个杠杆？
方卫平：但这在我国又受到很多制约，如信息化、货币化程度不高，公民纳税意识不强，诚信体系不完备……过多的弹性指标容易滋生腐败。美国的前车之鉴也表明，过于兼顾公平，反倒增加了避税渠道，让纳税人产生不公允的感觉。
朱军生：所以在设计上，更应结合经济走向，由于货币分房、医疗支出、教育费用、养老保障等改革使居民收入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这部分的税前扣除项目显然应该增加。就业也是关键一环，一些发达地区征税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只有一方工作的，可以少缴税，同时又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说到底，起征点的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要使个人所得税成为调节个人收入的“良税”，最终需要发动税制改革那根长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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