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农民负担，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要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人民大会堂为此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中寄托着欢迎、鼓励和期待。征收了40多年的农业税，将逐渐淡出我国的经济生活，这是给农民松绑，真正还农民“国民待遇”的体现。
农业税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税种，古人谓之“皇粮国税”。而现代中国的农业税俗称“公粮”，包含了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系列税。长期以来，农民“交公粮”，似乎天经地义，而催交公粮的人更是理直气壮，原因就是农民租种了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就是这份被为奉为农民“命根子“的土地，恰恰也成了套在农民身上的“锁链”。在现有的体制下，不论土地的贫瘠程度，不论收成的大小，也不管农民生活状况如何，耕作了土地都得交“皇粮国税”，甚至那些靠救济生活的农民，只要附着在土地上，农业税都是不能幸免的。
“征有余以奉不足”，是税收本来的意义，而农业税的征收常常会反其道而行之。2003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472元，与仅为2622元的农民年均纯收入差距，已经从1995年的2.81拉大到3.21。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同样作为纳税人，城市和农村依然实行了两套不同的税制。城市居民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先要把起征点以下的收入扣除，而农民交农业税无论实际产量和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须按定额交纳，这使得农业税几乎变成了“地租”。试想一下，如果农民交税也有每月800元的扣除额，一年就是9600元的扣除额，究竟还会有多少农民达到纳税水平？从中不难看出，农业税的征收，不管税率高低，不管税赋大小，客观上已经形成农民与非农民在税赋上面严重不公平的局面，带有明显的歧视性。
我国农民收入长期在低位谷底徘徊，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一直以来，农业很少得到工业反哺，特别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从农民那里汲取大量的“剪刀差”，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农业基础愈加薄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曾经做过估计：仅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改革开放后，各地在发展工业、大搞城市建设的同时，却大量占用农民土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农民进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附加在农业税上的“三提五统”等许多不合理摊派，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其实，人们更多看到的还只是实际货币收入的差距，如果把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非货币因素计算进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人生而尊贵，只因制度的不同而有差别。取消农业税，是从制度上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迈出的重要一步。从目前看，5年内取消农业税，与其说压力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上，不如说阻力来自现行的乡级“吃饭财政”体制上。2003年我国征收的农业税总额为338亿元，与超过两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比，所占份额很小。可以说，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从国家的财力看是有保障的。可是问题往往出在正常的税收之外，农业税账单之外存在大量搭车收费现象，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而那些“二税“、“三税”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来供养乡镇一级政府中各类庞杂人员。只要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减不下来，暂时降下来的税费负担，隔一段时间难免又会反弹，毕竟对他们来说收税（费）吃饭是大事，最终就会陷入“积重难返之害”的“黄宗羲定律”（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的怪圈中。
农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农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在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国家财政收入超过2万亿的今天，已经到了工商业反哺农业、城市携手农村共同发展的时候了。我们很难想象，城市和城市居民能够在贫穷的农村和农民包围中独享繁荣和发展。
市场经济往往以效率为发端，最终是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面对农业税曾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事实，取消农业税的意义还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让农民真正享有“国民待遇”，为我国今后在城乡推行的一体化税制扫清了障碍，为城乡统筹发展起到助推作用，这本身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取消农业税 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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