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我国的税制改革进入了快行道，政府在出口退税、农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消费税等各种税种上先后都进行了改革。利息税虽然是一个小税种，但由于牵涉到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切身利益，其改革的动向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所有的储户一视同仁地征收20%的利息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相对最大的恰好是收入最低的储户，损失最小的反而是高收入阶层。客观上，这种税制起到的是一种拉大收入差距的逆调节作用。
作为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的一个税种，利息税则应该是在居民确实具有了利息收入时才征收。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物价在前期几乎零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上升。2004年，我国消费物价上涨3.9%，高出全年平均利率1.9个百分点。2005年情况稍微好了点，但是，考虑到物价篮设置的不合理，许多物价上升较快的商品并没有列入物价篮子里，2005年居民的存款收益应该还是为负。这也就难怪，一些老百姓会把目前的利息税称为“霸道”的利息税。
从经济政策学角度上讲，一项具体的政策在实施了一段时期之后就必须进行评估。首先，要看它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总体取向是否一致；其次，看它的作用是否有效。在评估的基础上，做出具体政策顺延、调整或者终止的决定。
很显然，利息税从表面看与促进内需的方向是保持了一致，但实践表明由于配套改革没有到位，执行的结果适得其反。与此同时，由于在“十一五”时期，除了促进内需之外，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政策取向，那就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现行的利息税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而继续顺延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未来的利息税是取消，还是调整？如果调整，又如何调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此问题进行研究，以下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在对备选政策选择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将利息税一消了之，成本最低。但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与一般的具体经济政策相比，利息税具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征，那就是长期性和稳定性。许多具体经济政策可能因为时过境迁，永远消失了。但只要储蓄存在，利息税从长远看就不可能“一消了之”。
取消利息税带来的成本至少有三点：一是损失了每年相对稳定、而且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二是财政部必须因此不得不对未来财政收支重新进行调整；三是由于带来征收空白地，给未来完善税制制造了障碍。
正因为如此，简单地取消利息税并非明智之举。利息税本身并没有错，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征此税。错只错在：一是起点太低，实际上是零起点；二是简单的“一刀切”，没有体现“多收入者，多交税”的原则。至于负利率引起的“劫贫济富”问题实际上与利息税无关，它只能通过利率水平的调整来解决。况且，由于今年物价水平存在持续平稳下跌的趋势，负利率的问题基本上将因此自动消失。
针对上述弊端，利息税税制实际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入手：一是像个人工资所得税一样提高起征点，以避免中低收入利益受损。二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实施税收累进制，根据居民存款的多少，进行分档，储蓄越多，税率越高。
我国储蓄已经实施实名制，实施利息税累进制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障碍，不需要付出任何额外成本，完全可以先行一步。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继续筹集部分财政收入，容易获得财政部门的支持；二是可以起到它本该起到的、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三是为未来个人所得税的最终推向综合账户累进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将有效地分流富人储蓄，促使他们加大消费或者投资。
当然，实施利息税累进制，我们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每档的差距不能过大，以至于富人储蓄分流过猛，给银行流动性带来问题；二是平均税率不能提高太多，具体的税率升幅应该建立在对资本外逃成本的精确计算上，以免出现资金外逃倾向。
此前，有人提出将把征收起点提高到50万元，并把目前的20%税率提高到50%.此建议有些操之过急。笔者以为，征收起点先提到20万元，并把目前的20%税率最高提到35%左右，比较适宜，以后再视情况逐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