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每有“风吹草动”，关于“是否应该继续征收利息税”的讨论均会引来舌战不休，以至于在笔者看来，这已颇有一些“狼来了”的味道。
这一次的情况同样如此。依据最新报道，央行办公厅有关人士表示，“对于利息税，李超主任日前的表述是，利息税是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属于财税部门的职责范围。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金融部门包括人民银行会参与研究。”而并非此前一些媒体转述成的“目前中国财政、金融部门正在对取消利息税进行具体研究”。财政部有关人士亦表示，该部目前并没有作有关利息税方面的研究。
乍看之下，这又是一次媒体炒作下的“议题设置”，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利息税的开征，是经全国人大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完成的，而如今要取消利息税，也势必要经过全国人大修改法律的程序。换言之，不同于一般经济政策的变更，税种的设定、调整、取消，有着严格而漫长得多的程序要求。更何况，“是否应该取消”利息税，本身还存在激烈的争议。
但这又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竟然有着同样的理由要求取消（起码是改造）或维持利息税。譬如说，扩大国内需求、刺激居民消费，再譬如说，缩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与其在技术细节上争论不休，不如换用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一看，为什么利息税这一税制简单、征管简便的小税种，每每被推到税制改革的风口浪尖？
争议的焦点在于利息税有无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由此而引出的更本质的问题则是，用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西方现代财政政策为什么经常在中国面临着“橘生淮南则为枳”的尴尬。这个问题不解决，几乎可以认定，就如开征了利息税并未见得就能刺激消费一样，取消利息税也未见得就能刺激消费。更有甚者，整套旨在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财政政策都有可能因为传导受阻而被质疑。
必须承认，我国目前所遭遇的消费不足、供给过剩、增长乏力并非成熟经济体周期性发生的短期经济非均衡。这就决定了任何政策若立足于“立竿见影”往往可能适得其反。具体到利息税问题上来，无论持何种态度，首先应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告别短缺时代，马上就遭遇到了产能过剩问题？为什么我们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马上就遭遇到“超储蓄”问题？
消费不足在这一两年来尤为引人关注是正常的，它确实已经成为整个市场机制传导链条上的瓶颈，而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则在于：为了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解除旧的福利性契约，如教育、养老等，这在实践中表现为预防性动机增强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为了弥合需求/产出间的失衡，政府被迫以扩大财政收入及支出的方式进行总量上的平衡。但这一机制的脆弱性又使得它往往成为下一轮失衡的基础。很显然，这种体制性的缺陷并非利息税所能承受之重。
无论如何，关于利息税的争论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转轨阶段下财政政策传导受阻的现实，以及以深化改革突破体制约束、完善市场机制的出路所在。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突出表现出的消费不足，其实质是因为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因素和过渡性因素共同制约着市场效率的发挥，因此，无论利息税取消与否，最多可能使问题的严重程度发生变化，也可能掩盖问题或延缓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故而不论这一政策本身有无变化，由其而引发的争论应促使多方面、各层次改革加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