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公开指出：我国早晚一定要征物业税。他认为，物业税用以调整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比重，限制、甚至抑制奢侈性和一定程度的享受型消费，保护普通民众生活必需的消费；普通民众合理住房的物业税可象征性地征收，税率可以是万分之一，甚至是零。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观点。房地产税又称物业税，就是把开发商造房子时缴的税，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改由购房者以后每年来缴。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房地产税同其他财产税一样，与消费税、所得税构成了一个国家赋税结构中的三大支柱。为此，有关开征物业税的消息和争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但是国家权威机构迟迟没有决策，原因就在于，如果不能很好地考虑普通民众和穷人的利益，那么物业税就要走入“劫贫济富”的误区。
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税负。开征物业房产税以后，居民总税负不能有所增加。目前我国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占GDP的比例估计不会少于预算内的50%，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高达35%左右。总负担率已经很高。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来看，总负担率的水平不宜再提高，那么开征物业税就要调整政府的收入比例——富人多缴一点，穷人再少纳一点。
其次，要考虑的是起征点。物业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负担能力方面考虑优惠是必要的。现在有许多人主张对居民住房优惠一定的面积，即把一定面积作为物业房产税的起征点。
去年底，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研究报告，在对我国居民2020年居住目标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预测中提出，2020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预计达35平方米，每套住宅平均面积达到120平方米——这才算小康之家的房子。笔者以为，在人均35平方米之内，制定一个合适的房产税起征标准，应该是合理的。
再次，既要优惠面积也要考虑收入。如果仅仅以面积为起征点形式上很公平，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一般说来，富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市值较高，穷人房产的市值较低，这意味着富人在单位面积的税负上占了便宜。因此，除面积优惠之外还应该考虑收入水平。目前，最为合理的办法就是在最低生活标准内核算基本的住房租金，家庭收入达不到的应予免税，差额部分还应该得到政府的救济或房租补助。
最后，还应该考虑的是返还问题。家庭住房形式上是居民消费，但从再生产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属于投资。对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长来说，投资应该受到鼓励。因此，如果住房出售收入用于住房再投资的话，相应的交易税应该返回，即只对改变用途的交易收入部分征税。事实上，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对这样的住房投资给予了税收上的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