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龙运（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谢谢。各位专家真是非常守时，时间控制的非常好。根据主办单位的安排，我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各位专家发言当中的主要观点再总结重复一遍。
首先是贾康所长的发言，他基本上是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过程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的高速增长。这样的高速增长是来自于过去长时间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反弹形成的趋势。另外一个观点是，GDP和税收增长的关系应该主要从经济的基本面上看，经济基本面主要看经济增长宏观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经济基本面处于良好的状态是支持税收一定数目增长的支撑点。从像高培勇教授提到的其他因素看，目前增长的高速度是有它的合理的一面。当然，他还做了一些和国际的比较，考虑了其它的一些因素，比如非税收收费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暗含着税收增长和高税收收入当中有是有一些隐忧，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他非常赞同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态度。
他接下来举了几个例子，内蒙的事情我也很清楚，去年总投资增长是70%多，这个数字猛的一说出来吓人一跳。内蒙有一些地区把十年的资源一下子卖掉了，有个县把几十亿的矿业资源用几个亿卖出去了，但是这几个亿的现钱能解决很多问题。 当然贾所长还提到很多，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收入下降以后怎么办，收入多了怎么花。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经济转型的问题，这是非常值得高度警惕的，我们现在可能非常满足这种收入的增长，非常满足GDP的增长，非常满足这种粗放的方式，这种满足实际上隐含着很大的危险。
张教授讲的观点非常鲜明，第一他非常支持加快税制改革速度，这个跟安教授的观点是一致的，其中重点他认为应该大力宣传加快两税合并的进程，加快两个税制的改革，特别强调了国民待遇和彼此竞争公平的问题。
另外一个他认为目前宏观经济运行当中也存在一些隐忧，比如他提到两个循环的问题。除了张教授讲的劳动条件，工人利益，劳动保障，社会保障和风险的问题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利润有多少，从利润里面拿出的工资又有多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我觉得这是他最突出的一个观点。接下来他还提出行政开支增长速度快，这个我们也有同感。还有财政改革速度慢和解决财政透明度不高的问题，这说明收入增长以后，更加要考虑把钱花得有效率，更加让老百姓放心，这样才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袁教授讲的问题触及面比较宽，他讲到欠发达地区，他提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也有很新的想法，比如他认为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成绩有问题，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财政速度增长这么多，从纳税人的角度讲，可能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个人要把自己的钱掏给政府，钱就不受控制了，就算花的有效率，我也不一定同意。从经济学来讲，税收是牺牲学，牺牲微观的利益，维护公共的利益。从牺牲的角度讲，不是牺牲越多越好，牺牲也要有个度，按我们老的传统理论来说，要取之有度，这个度非常难掌握，如果连续每年快速，而且是超高速增长，不一定是好事，像袁老师提出的观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也讲了税收经济发展的规律，另外一个还讲了税收的比重，这个跟安老师后面讲的也有类似的情况，税负本身不超，但是加上其它的因素，可能就很高。
袁老师还提到几个问题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其中提到收入增加以后，很多坏的方面表现出来了。刚才讲的税收过快增长，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从政府角度，政府要履行他的公共职责，没有税收肯定是不行的，税收取在这个度上，花在这个点上，税收的效率大家有目共睹。但是目前存在很多公共服务的缺失，比如救灾救难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服务功能，属于公共服务，需要社会关注。但是尽管我们对很多灾民有同情心，也不能每个人跑到救灾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而且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捐出去。政府把力量集中起来解决问题当然非常好，效果好的话，老百姓自然高兴。
还讲了一个观点，其中有两个大事的问题，他讲了过去我们讲的集中资源办大事，这是过去社会主义的问题，集中全国资源，专门针对某一个问题在短时期内获得大的效果，这个思想现在没怎么改变。从西部大开发，到东北振兴到东部崛起，我们全国每个地方都是重点领域，你想想哪个地方不被重视呢？这个思路提出来，实际上背后有可以继续研究的一些东西。
安体富老师讲的观点非常清晰，简单介绍是这样的，一个他认为现在税收多了，财政收入收的太多了，他没有从支出的角度，他从和国际角度，总税率，宏观税负各个方面论述，给出四个理由。他认为战略目标是我们财政收入要取之有度的问题。这个度没有定论，而且国际上有没有可比性，因为彼此的历史有差异。他从中国将来发展趋势来讲，认为应该考虑三个重点因素，公积金，企业银行费，职工工资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这够不够来设立一个度的充分条件，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再一个他讲到加速财税改革步伐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讲的也非常好，和前面张教授讲的观点趋近。
我把我听到的各位专家的发言提炼了一下，接下来在进入讨论时间之前，我也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各位嘉宾都是从成长的角度谈的，现在收入高了，经济负担程度也高了，我现在放弃这个程度不讲，来讲它增量的问题，增长的速度是不是过快。这么快的速度保持每年增长，可能增量过快。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有两派观点，一个认为不快，另外一方面认为快。认为不快是部分政府部门。他们把税收增长速度和各个产业的增长速度相比，和加强征管的偶然性因素相比，然后再加上计价，统计中考虑的因素很多，确实这些因素是存在的，但是民间和独立研究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税收增长过快的原因，高速增长的税收无疑是加重了税负。这中间就有个矛盾点，基于看问题的不同的角度。政府解释了单个纳税人没有增加税负的问题，税制没有变化，单个纳税人的税率没有提高，但从宏观角度来讲，税率是提高了，所以区分来看，过去某个人交税交少了，现在交多了，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业务发展，一个是过去逃税，所以从宏观上来讲，税负增长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这种长期的高速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能持续多长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不可持续下去，因为增长速度太快了。我想说的是持续是个时间概念，总体讲不可持续很简单，但是事实上通过分析，这样的快速增长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简单来看，从经济风险的角度讲，经济基本面目前是支持这种高速增长的。再一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支持税收高速增长的，很多人都估计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未来十年内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另外，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结构中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税费恰好是对这些非农产业高税高率，这个结构当中的变化是有利于税收增长的，一定会使税收增长高于GDP增长。从税收的征管制度上看，在加大力度实行征税工程以后，税收征管还有30%的空间可以提高，一定能够提高一个水平。试想一下，如果这三个因素同时起作用，而经济基本面又不变的话。税收保持十年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这么高的收入收上来以后，更要注意抓好理财问题。刚才安教授说到提高透明度的问题，贾所长也提到提高透明度是一个慢变量。透明度的问题需要从长期考虑。
由这么一个税收增长的话题，引出了多方的思考。接下来请各位提问题。
提问：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对征收物业税的看法。
贾康：从长期来看，物业税对税收增长有强大的支撑力，它是地方政府掌握的一个支柱性财源。由于物业税的税基没有流动性，且特别强调在地头上管理，因此最适合地方政府发挥其征管优势。地方政府要想把这项税收管理好，需要它做什么呢？只需要把自己辖区内的投资环境优化起来，这样不动产就会不断升值，不动产升值了它的财源自然而然就有了保证，这正是市场经济对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也是十一届五中全会要求的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政府的始发环节。短期内可以通过某些试点先空转，在有了一定数据和把握以后转入实转，然后再扩大覆盖面。我个人认为，在长远目标上，整个财政体制应该扁平化，市县这些基层政府的支柱性财源就应该是不动产税，我们也称之为物业税。
提问：您觉得对打击房地产泡沫能产生影响吗？
贾康：我觉得没有多大的作用。
提问：但很多专家在提到房地产调控时，都认为征收房地产税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贾康：我个人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坚持只对营业性房地产征税，即便是考虑对非营业性房地产征税，也会先从豪宅着手，因为如果现在就对所有的非营业性房地产征税，民众的反应一定会非常大，特别是住房改革以前的很多工薪阶层、公务员，还有那些50年代把自己的私宅交给国家，到了80年代以后落实政策的这些人，如果突然说自己在有了房子以后还要再交物业税，这种做法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袁钢明：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我认为要想控制房地产泡沫就必须要征收物业税，现在所有的调控措施都避开了房地产税，没有这个税，房地产泡沫肯定是越涨越高。而如果开征房地产税，买两套或多套房子的人马上就会比只买一套房子的人负担要多，这对所有投机性买房和囤积房子的人是最有力的打击，这也是为什么在提出征收房地产税后马上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原因，甚至很多反对的借口是要为穷人着想。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对于买第一套房子的人我们可以免征房地产税，但如果买了两套或多套房子就必须对其征收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增加了投机性买房和囤积房子的成本，也就起到打击房地产泡沫的作用。
贾康：如果在管理上能够分得清，哪些是第一套住宅哪些是第二套住宅的话，完全可以实施从第二套住宅开始征收房地产税，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严格的财产登记制度，如果能把这个工作做实了，那么我是完全赞同袁教授的说法的。
提问：贾教授，刚才您和几位专家一样都在呼吁税制改革应利用目前税收收入强劲增长的好时机尽快进行，目前税制改革受阻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呼吁，为什么一直不能落实呢？财政部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考虑的呢？
贾康：财政部的领导一直在呼吁，强调要从全局出发，虽然两税并轨是减少收入的因素，但也应尽快推出，两税并轨的受阻主要还是即得利益格局的制约造成的拖延。
提问：但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税收的偏好是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贾康：据我了解，中央政府没有什么偏好，包括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发改委都没有什么偏好，在这一问题上，几家单位的意见可以说是空前的一致。
提问：这三个经济主管部门的意见都一致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贾康：还是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和部门。
张曙光：中国现在确实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一项政策是否能够实施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过程。拿两税合并来说，引资和出口是某些地方和部门重要的工作，引资和出口多了，他们说话的政绩就大了。另外，现在的税制对沿海城市来讲也是有利的，所以现在就算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发改委都同意了，问题还是不容易解决。
提问：张老师，刚才您说到两税统一将会有利于抑制外需，那么您认为合并后的税率应该定在多少比较适合？
张曙光：财政部应该是早就有方案了，大致是把内资从33%降到25%左右，把外资从15%提高到25%，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决策权比较大的部门和某些沿海城市意见不统一，所以改革方案一直没有被通过。
提问：两税合并对出口的影响有多大？
安体富：应该说改革开放初期，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但现在这种作用正不断的衰减，而且衰减的很厉害。最近，有一份关于跨国公司对世界60个国家投资环境的排序，2004年中国是排在了第32位，统计资料分为九项内容，其中宏观经济是第一位，市场潜力排在第三位，而税收仅仅排在第52位。
两税合并对出口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认为影响肯定不会太大。有数据统计，目前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有60%是亏损的，当然其中假亏损占相当比重，有20%是持平的，交税的外资企业可能也就只有20~30%，而且外资企业在中国还有一个五年的税收过渡期。应该说调整税率影响的主要是小企业，大企业对此是不会过多考虑的，另外，虽然我们对外资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但由于我们和80多个国家有协定，这些外资企业即便在中国获得了税收优惠，但在它回国后还需要补缴，也就是说我们优惠给外资企业的钱实际上是被企业所属国政府收走了，而作为企业本身它并没有得到好处。
张曙光：两税合并更重要的实际意义是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规则。现在进入中国的外商已经不再考虑优惠政策的事情了，他们更看重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前景很好，而且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虽然这项改革可能会限制某些小的企业进入中国，但大企业该进来的肯定还会进来。其实税收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进出口的关税进行调节。
彭龙运：有调查显示，跨国公司在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估时，投资人最关心的前20个因素中，税收排在第15位，首先他们关心的是政治问题，然后是经济面，接下来最关心的是市场容量，接下来是人身安全，是妻儿子女的上学、就医和休闲，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再考虑税收和生产链条的问题。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我到你这生活的不舒服我不来，如果我到你这不安全我不来，我要是挣不着钱你税收再低我也不来。现在大型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不在于眼前这一点点税收优惠，因为税收是可以通过转移的方式来规避的，通过投资它们可以占据配套的产业链，而更关键的是通过进入你的市场，实现其全球化布局。而小企业是哪里能赚到钱就会到哪里去，像一些低端的加工产业的外资，它进不进来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中国目前的加工能力足够生产世界名牌。所以说外资对于我们的影响不在于量的变化，而关键在于质的改变。
提问：两税合并会不会带来引资模式的变化？比如对一些高消耗、高耗能的外资企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彭龙运：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渠道，都是按照WTO投资贸易协议的规定来执行的，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没有特定的行业标准的话，任何外资企业都是可以进来的。对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我们是有一些限制性条款的，一是纪委的产业目录里凡是高耗能的产业都是限制性产业，对限制性产业都会有一些附加的条件，比如在税收、资金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限制，这必然就减少了这类企业进入的积极性；从地区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现在还有环境容量指标，每个省都不能突破这个指数，高耗能会对环境带来更大的负担，因此很多地区就根本不会让这类企业进入；还有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外资进来的意愿也就比较低；另外，一些国家垄断的行业外资可能根本就进不来或进来以后也无利可图。所以，两税合并影响的只是外资进入后的收入结果，而不会影响进入的方式和积极性。
提问：两税合并是否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彭龙运：从产业角度讲，应该会起到由粗放的引资方式向集约的、有选择性的方式转变。
安体富：两税合并对外资来讲税率是提高了，对一些小企业可能会有影响，但对我们引进外资的结构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希望引进的是高技术含量的发展型产业。
张曙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但要考虑对外资的影响，还要充分考虑到对内资的影响。对外资的税率提高以后，那些在盈利临界点上的外资可能会进行一个选择，但对内资而言把33%的所得税降到24%，将增加内资企业的利润，促使内资企业发展的更快一些。我们想一想，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如果不解决税制统一的问题，就会由于税收方面的差距造成同样条件的两个企业在竞争上的不平等。所以，税制合并不光要考虑对外资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对内资的积极影响。
提问：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很大，人民币也面临着很大的升值压力，据了解商务部最近又有意向降低出口退税的税率，各位觉得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袁钢明：出口退税早就应该全部取消。出口现在已经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除人民币不升值以外，鼓励出口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出口退税。在93到95这几年，由于我们处于贸易逆差，外汇收入不稳定，人民币可能还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各种促进出口的措施上，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出口退税。现在出口已经形成了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并没有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出口退税早就应该全部取消。
安体富：出口退税是一种国际惯例。出口商品如果在国内交了流转税，到了国外还是需要再交税，这就会造成出口商品的成本增加和竞争力的下降。我认为出口退税虽然应该是零税率，但也不妨在适当的形势下成为解决贸易摩擦的一种调控手段，但是不能彻底取消的。
提问：外经贸的一位司长曾经在最近的北大讲座上强调过，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比如他就讲到从全球的角度看，越南也好，印度也好，它们现在吸引外资的速度都在增快，这事实上已经对中国吸引外资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我们如果不继续对其实施优惠政策，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外资转移投资方向，这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安教授刚才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实际上只有20%在交税，我觉得提出这样的数据是批驳那些阻碍两税合并的利益集团最有效的方式，您是不是可以再提供一些更量化的数据，比如说如果两税合并后，到底会使得多少外资企业就不进来了，或者到底会使外资企业的收入减少多少？
安体富：引进外资当然是我们国家的长期政策，但我们需要的外资是那些高技术含量的，这类企业最好能多进来一些，而如果是那些我们不需要的产业，引进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因此我们对外资应该是要有所区别的，应该不断优化引入外资的结构。至于两税合并对外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刚才讨论过影响外资是否投资的因素是很多的，在评估投资环境的时候他们最看重的是政局是否稳定，经济面是不是好，市场容量是不是够大等等，税收的影响是排在比较靠后的。现在虽然我们周边像越南等一些地方比我们要更优惠，这些优惠政策对于它们来讲，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一样，会在引进外资的时候起到一点点的作用。但是，就算我们现在两税合并了，没有优惠了，是不是所有的外资就都跑到越南去了呢？不会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宏观形势和市场潜力都要比那些地方好得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当前的形势和原来是完全的不一样了。但具体会影响到多少个外资企业，这不太好说，但总的来说，影响不会太大，尤其是对于大的企业。美国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对外资是没有任何优惠的，完全是一视同仁的，但美国还是吸引外资最强的国家。
彭龙运：理由是有正伪之分的，实际上有些人提出的理由本身就是伪理由，比如在两税合并的问题上，认为支持两税应该合并的人，就是认为现在不需要外资的人。其实不是的，那些认为需要两税合并的人，同样认为现在需要外资、需要出口、需要外贸，这是不矛盾。第二是竞争的问题，竞争是永远存在，但竞争不仅仅是靠单因素竞争，更要靠综合因素竞争，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现在拿印度和中国做比较的非常多，那么有一点因素是印度怎么也赶不上中国的，那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单因素竞争的影响并不可怕，但如果你要问全因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可能没有人能说出来。因为即便现在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都是很难说清楚它将来的去向，那么对那些未来想来没来的、碰机会碰运气企业的去向，是更没有人能说的清楚的。我们亚行曾做过两份调查试图把这个问题了解清楚，一个是针对已经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做的调查，主要是调查影响这些企业未来投资计划的因素都有哪些，这个调查是我们和清华大学联合做的，并在中东部几个城市同步进行，调查结果我们发现，这些企业未来的投资计划和两税合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力非常大，他们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潜力，看重的是接触消费者的渠道的畅通程度，看重的是基础设施，然后看重的是你有一个很好的休闲条件，很好的国际化的环境等等。有95%的被调查企业愿意扩大或者保持现在的投资规模，而且还有超过50%的企业愿意到中西部去投资，表示不会扩大规模或者将来有可能撤资的企业只有不到5%.另外，我们对中国的外资投资环境特别是中西部的投资环境还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也得不出大量外资要撤出的结论，但确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西部的投资成本要比中东部高得多，据调查报告显示，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是垄断的，同时土地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等等很多因素都导致了这一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所以，目前我们还没办法说清楚每一个因素对外资的影响会有多大。而内外资税制合并的问题，虽然得到了90%以上的支持，但由于那10%的人游说能力比较强，所以至今还是通不过。
提问：财政收入增长这么快，但有些地方的县乡财政还是很困难，那么全面解决县乡财政问题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呢？解决县乡财政的治本之策究竟是什么？
袁钢明：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既然现在的财政税收增长这么快，但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县乡财政特别困难，普遍情况是不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层级越高财政收入也就越高越富裕，而底层通常都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些县乡，按理说应该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可是县乡就那么点儿钱而有的事确非让他办，因为上级知道给你再少的钱你也得干。
张曙光：这几年财政增长速度很快，但确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增长速度都很快，但到了县乡财政的增长速度就变得很慢了；第二，上一级的财政把财权收上来，却把事权却下放了，这样就使得底下财政的支出在增加但收入却在减少；第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存在规模过小、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县乡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有些地方甚至连教育支出都负担不起。所以解决县乡财政的问题，既要想办法增加县乡的收入，该转移支付的要落实到位，再有就是在下放事权的同时还要给相应的财权。
安体富：现在的县乡财政有一半以上是赤字的，这个问题的根本是财政体制问题，关键就在于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事权是层层往下放，而财权是层层往上收。我举个例子，义务教育在很多国家大部分是由中央财政来解决的，像英国有80%到90%都是中央支付的，而我们现在的事权是这样划分的，中央管的教育支出只是教育部管辖的那些大学，省级大学由省级财政来支出，而到了中小学呢，是哪办的哪管，可如果地方的税收很少，转移支付又不到位的话，地方财政当然就困难了。所以我认为，像教育包括卫生、医疗、救济、保险等公共支出，就该形成一种制度，明确中央、省和县乡各自应承担多大比例，明确政府财政职权的划分，做到财权和事权相匹配。
彭龙运：昨天有报道说一个县的邮政局长欠了一个饭店1900多张白条，合计有26万之多，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他很无奈的地方的，没有钱，但他还必须要照开支，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欠，他就赖，这就必然会搅乱市场秩序。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障碍是很难解决的，一是存在理论上的障碍，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是财政联邦制，这就要求要把事权和财政分开，一级政府收一级的钱，一级政府管一级的事，但这其中的前提条件是假定事权是能够完全分开的，而我们现在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制，意味着事权是分不开的，中央制定出的政策必然会影响到你；现实中也存在困难，比如说现在要算税收公平，有纵向公平有横向公平，所有公平来源的基础是基于各个地区本地收入的能力，要基于其本身的经济实力来产生它的财政收入，然后管理好它应管理的事情，不够的地方再由上一级财政往下转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本地的收入能力相差巨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差巨大，城市和农村相差巨大，这就很难计算出具体需求的数字了，过去我们讲可以计算一个标准的支出，再计算一个标准的需求，我拨给你一个标准支出，余下的支出由你自己解决，但问题是现在标准支出的问题还没能解决呢，因为没人能计算的出来整体支出，当然如果要单独计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项目还是能够算出来的，这种计算虽然困难但是可以算出来的，而现实中为什么没有人去算呢？因为我们虽然有这么巨大的需求，但却没有这么巨大的供给来满足，甚至是供给不想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面临着缺乏压力和动力的问题，这些压力和动力在国外是怎么来的呢？早年是靠战争来解决的，后来是靠民主选举来解决。中国的上级和下级政府本来就是不对等的，下级政府还要阿谀奉承上级政府，还要从上级那里得到他个人的好处，他怎么可能会和你发生正面的战争呢？怎么可能和你正面的来争利益呢？利益博弈机制和谈判本身的基础就不在一个公平的角度上。
彭龙运：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在座的各家媒体。
相关言论：
高培勇：税收持续高增长 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