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2006年，中国经济俨然走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发展模式：前两季度GDP都有超过10％的增长幅度，1－5月份CPI仅比去年同期上涨1.2%.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按照1990年从业水平，今年初，实际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6.36%.如果这种态势不能被扭转，2010年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中国经济显然陷入了“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的怪圈。 按照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惯例，高增长必然会带来高就业，因为增长的内容需要投资，需要生产，在资本有机构成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必然相应地需要劳动力，进而大幅度地增加就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反而形成了高失业呢？ |
四大原因使中国经济陷入不可思议的怪圈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分析，造成中国经济陷入了“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的怪圈主要有四点原因。
（1）发展经济的货币政策，不具有扩大就业的功能。由于高度垄断和总行制的银行体制，使货币主要流向不创造就业甚至减少就业的国企，不能使货币流向创造就业最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200个体和私营企业人均贷款余额仅仅为垄断性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人均贷款余额的2.2%.
（2） 财政体制和政策中，宏观税费负担率太高，税收结构为集中向创业、投资和企业收税，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损害了创业活动和就业机会的扩大；2004年，财政收入为26356亿，GDP为159878亿，GDP税费负担率仅为16.5%.但实际上广义的国家收入＝24141亿税收＋社会保障5780亿＋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收费12211亿＋土地收入年平均300万亩乘以平均15万元价格为4500亿左右＝46632亿，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实际GDP的税费率高达31%.超过发展中国家能承受上限的25%近6个百分点。加上企业办事需要的各种隐性的攻关费用和成本，估计GDP的负担率在40%左右。
（3）中央各部门有努力加强和扩大自己行政管制和审批权力的倾向，并且设置的前置审批、许可和收费及罚款等体制，严重影响着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和经营，而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加上下达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则更是激励部门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想方设法收费和罚款，致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根据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收了12211亿 ，相当于当年税收的50%.估计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规模大约在3000亿左右。
（4）地方发展的价值取向抑制就业。地方政绩考核指标只有GDP、财政收入，没有失业率。由此造成地方发展在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地方收入，政府重视投资城市及交通现代化建设，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而这些并不增加就业。
“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型模式后果严重
周天勇预言，如果中国经济“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型的不可思议的模式长期延续下去，将造成以下严重后果。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城镇真实的失业率会越来越高。
其次，GDP的劳动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吉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了2005年已逼近0.47.
再次，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民贫的局面。财政收入1990—2004年，平均年增长16.5%，2005年增长19.9%，今年1－5财政收入16630.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1990—2005年同期，人均GDP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3%；而1990—2004年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也只有7.7%，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这种政府投资推动、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外商外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地导致劳动参与程度低，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六方面入手解决难题
为使中国经济尽快走出“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的怪圈，周天勇认为，关键在于改变目前实际的重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改革抑制民间创业、投资和经营行政管制和收费罚款体制，大力发展个体和微型及中小企业，从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降低城镇失业率。对此，周天勇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城镇失业率、生态环境、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社会治安等五个方面的政绩，作为硬性和约束性的市县领导考核指标，将GDP增长和财政增长指标作为从属性指标。
第二，放宽对创业和就业的行政管制，对个体工商户，包括一些微型和小企业，只进行税务登记，不再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只实行备案制度；放宽经营范围；对企业不再进行普遍的年检制度，实行运营中的监督制，对于没有违法行为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不得随意进行检查。
第三，对财政体制进行大的改革。大规模清理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授权的事业性单位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方面的各种规定；废除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压缩党政各部门和行政授权的事业单位开支。
第四，进行政府体制的改革，大规模合并和减少执法机构，消除目前重复、交叉、多头、多层等执法骚扰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及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局面。加大人民群众、人大政协、司法体制等等对政府和行政性事业单位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
第五，加快民间借贷合法化的进程，大力发展农村存贷式的中小金融机构；加快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放宽民间银行的注册登记限制。
第六，为了形成一个鼓励创业、投资和就业的税费征收机制，在税收范围、税制结构上做调整。逐步加大开征社会保障税、房产税、销售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的力度；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快并轨，统一调整到25%为宜；加快增值税转型改革，设备和厂房投资予以税收抵扣；逐步地降低出口退税的比率，争取一年降低一个百分点，10年时间内取消出口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