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中的常规经济工具受限，是否还要更多地借助行政性干预和首长负责、指标控制的手段？客观上说，这类手段早就大量使用，但效果已急剧衰减。常听到“现在的宏观调控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这样的说法，其实这只是多少描述了并不深刻的表面现象。不错，中央和地方有各自的角度和利益考量，因而确实存在利益博弈。但是，地方要的经济增长，不正是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吗？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央的忧虑和麻烦难道不是更大？
说到底，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只是在中央想快的时候，上下利益一致，中央想慢一点的时候，各个地方不会按节拍同时慢下来。这里原因在于，凡老实听话下马减速的人在下一轮必然要到来的国民经济增长中，肯定是失去先机、慢了一拍、自丢财源的吃亏者。几个循环下来，老实人越来越少，“阳奉阴违”的聪明人越来越多，这是体制使然。更何况快慢本来也没有绝对标准，各地起点悬殊，基数不平衡，沿海要发展，中部要赶上，东北要振兴，西部要开发，算谁快了？速度能拉平吗？行政手段的控制，举起来重，落下去只能轻，副作用和抗药性越来越强，这是从2003年来宏观调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总也调控不完的基本原因。
因此，宏观调控要有效，首先要解决目标和对象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快本身不是问题，也不是过错，相反，倒确是中国人的成就和骄傲。宏观调控不是调速度的快慢，而是要调高速度背后的不可持续性。现在中国经济中，什么东西不可持续？一是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累积不可持续。因为它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国际摩擦和报复性代价，而且发展下去会变成我们血汗出口，实际上给别人纳税，最后换回一堆不断贬值、缩水的纸币。所以我国政府也宣布了中国促进对外贸易平衡的目标；二是对内的能源、资源、环境消耗的不可持续性。因为长期吃祖宗遗产，透支子孙福利，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资源耗费、环境恶化乃至综合生活质量提高不多，那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进一步追究，这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不可持续，根源和基础还是内部。因为外部顺差累积本身就是内部能源资源环境长期补偿不足的产物。因此可以认为，宏观调控的治本之道，就是要启动一再延误的资源价格和财税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一般商品价格，本来基本上都市场化了，但不幸的是，没有市场化的那一小部分价格，恰恰是能源资源。这小部分基本能源资源价格一变形，整个加工品、服务品的价格就都扭曲了。我们现在一方面用罕见的高调行政办法，宣传和强制要求大家节约能源资源，一方面用人为的低价事实上鼓励人们消耗和浪费，这是非常矛盾和荒唐的现象。在整个价格结构扭曲的情况下，又何谈什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呢？
在资源方面，有一点要特别提出的就是劳动资源的价格和保护。不错，劳动成本低，是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它既是代价也是进步。但是，我国由于历史上的城乡隔绝政策，实行的对劳动人口依户籍的分类歧视，本来就是一种超市场化强制。它既破坏了劳动市场的公平原则，也破坏了劳动市场的效率原则。目前我国工业、建筑业、采掘业和低端服务业中的劳动主力军由16-35岁的农民工构成。这亿万劳动大军背井离乡，基本不能在工作地安居，缺乏基本的家庭生活和抚育后代的条件，实际上连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实现不了，更谈不上劳动力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很显然，这种对青壮年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也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已经开始在产生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和伦理问题。
不难看出，能源资源包括劳动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有效节约能源资源，促进整个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善投资结构和质量，可以提高劳动和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降低生产过剩危机的风险，还直接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升值预期，推动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对我们这样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顺差国来说，汇率变动对改变顺差的作用有限，而且是间接通过能源、资源和劳动等要素价格的重估才发挥作用。而能源、资源包括劳动资源的市场化价格改革则是直接调节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只有在被人为扭曲、压低的能源、资源价格回归到与国际市场接轨、劳动价格恢复到可持续再生产的水平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我国还会有多少顺差，以及一个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究竟可能在什么区间。
财政税制的改革是对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以及劳动和环境保护的必要配合。即使是没有人为压低和管制的能源资源价格，但由于我们现行价格体制只反映了开采成本，根本未考虑和计算资源和环境成本，这种不考虑外部性的价格并不是可持续和有效率的市场价格，过去沿袭下来的出口导向性的出口退税和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成本和价格扭曲。因此，现在需要全面开征有力度的资源税，制止我国本来已经相当贫乏和稀缺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修订出口退税和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不仅是行政命令来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同性。
能源资源及相配套的财税改革会全面冲击我们现行的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和消费结构。仅就消费结构一项来说，它就会带来水、电、油、气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和相应的补偿等一系列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有可持续和有质量的增长和进步。希冀无痛而又不苦口的治疗，我们恐怕还要长期的忍受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的周而复始。
总之，这一轮投资膨胀和经济偏热是货币流动性过剩的产物。后者又直接来源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发展。积极吸纳流动性、对冲外汇占款导致的被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扬汤止沸的必要手段，这方面的努力还有很大空间。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利息和汇率手段是具有很强双刃性的工具，只能谨慎和有限地使用。国际经验表明，大幅加速汇率变动刺激升值预期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行政手段调控经济效应每况愈下，需要淡出。宏观调控的真正对象不是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本身，而是高速度背后对外顺差积累和对内能源、资源、环境消耗的不可持续性。这就需要果断和大踏步地进行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以及财税制度的相应调整，以改善投资结构、外贸结构和消费结构，从宏观调控内外失衡的釜底中抽薪。
此外，消费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过低，而且收入差距过大，是宏观经济失衡更深远的基础，那是由我国畸形的城市化战略造成的，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