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全国范围的“彻查烟草业乱账”运动，到人们关于高收入的争论，被“审计、降薪”所笼罩的烟草业无不赚足世人眼球。有人称，烟草业成本过高；有人称，必须要打破烟草业垄断。那么烟草业的成本构成难道真的复杂到连自身人员都不能搞清“收入与成本”几何？如何才能打破烟草业的垄断？要促进烟草业的改革，哪些环节最为关键？
烟草业的成本构成并不复杂
长期从事中国烟草民营化研究的周阳敏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烟草业的成本构成一般分为烟草工业企业成本和烟草商业企业成本。
而从烟草工业企业的格局来看，大型的烟企如红塔等，其成本主要结构还是在于其市场拓展成本，“但是从实际看来，这部分成本大部分是烟草专卖局造成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原料成本、机器成本，但据透露，这部分成本仅仅占其总成本的1／5左右。
机器成本方面，大多数企业的设备都已经开始更新换代了，不管是包装机还是卷烟机等，这些设备的档次和品质已经可以和国际上的先进产品相媲美，因此这部分成本仍然不减；原材料成本方面，周阳敏认为这部分成本并不高，“因为从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烟农是没有价格谈判能力的（在价格谈判中居于明显劣势）”；人工成本是烟草工业企业成本的另一部分构成。“目前看仍然具有很大的缩减空间。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开始压缩这种人工成本，例如红河也在做这部分工作”；“作为工厂来讲，其成本结构并不复杂。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我的很多文章里都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很多成本实际上都是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造成的。”
而烟草商业企业的成本，不外乎两大块：一是市场维护成本，例如品牌维护、渠道构建等，尤其是渠道构建需要花大笔的钱，但是这些摊销需要10年至50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物流系统；二是大量的人工成本，这部分占据了整个成本的70％以上！
这种成本构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用人机制令人不解：有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种机制与效率非常不合理。因为他们的临时工和合同工的成本非常低，只有固定工的成本较高。“在有的地方，例如广东烟草、湖南烟草、江苏烟草，他们的做法是：把退休的、老弱病残的工人聚集以后单独成立一个公司，由地方政府来养着，这个动向值得关注。”周阳敏说。
工业企业的成本构成与商业企业的成本构成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主要是由商业企业转接了大量的利润，然后再把成本泛化到其他地方，比如修建高楼大厦等方面去。
当然，税收成本也是烟草业成本的一部分。目前烟草企业的税率平均在40％略高的水平。
烟草业改革要在税收上动脑筋
今年掀起了彻查烟草业乱账的“摸家底”风暴。这场带有审计性质的运动，到底能否给中国的烟草业改革带来大变革？
周阳敏认为，不管是工业企业还是商业企业，他们的利润都很丰富，而且他们所交的税都很低。而在国外很多没有实行烟草专卖的国家，其烟草税率都维持在75％以上，我们国家仅仅是40％多，差距将近一半！这么多的税收，流失到哪里去了呢？据一些烟草专卖局的内部人士透露，其中有大量的资金，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周阳敏分析，这些资金的流失去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身消费；二是进行无休止的大规模的非硬件投资，这也是此次审计的重点；三是发生的一系列资产流失案件，特别是像前段时间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携款潜逃事件，这应该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因为这种资产流失情况，在其他的很多地方也是非常严重的。
“对于烟草业，中国肯定要提税！”周阳敏如此认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趋势，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提了5％、7％左右。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提税空间至少还应该提10％左右。
“烟草大国”是指我国是烟草产量很大的国家，但未能成为烟草强国则主要是因为我国烟草的品牌上不去、价值上不去。为什么它会成为一种暴利行业？主要是因为国家对其一直采取大量的扶持政策，而并未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并且那些税收并没有真正地全部上交国家。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为此周阳敏指出，“要对中国的烟草实施多级累进制的税收改革，要把各个不同地区的烟草价区别开来。至于如何改，思路还有待摸索。”
为何它始终是暴利？这就说明它并未交够税收。“自己给自己的口袋里交钱，不可能会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照章纳税的。”
竞争之下才能贯彻真正的成本管理
那么中国烟草应该如何发展？打破垄断是惟一的路。马上要做到这一步，非常难，必须要一步一步地将垄断打破。
周阳敏认为，从现实的做法来看，各个企业各个部门能够实行的方法，不外乎是以下几种：一个是广东烟草的改革方法，把一些“包袱”、不良资产都剥离出去；一个是合并，例如各个省里的烟草公司、烟草生产企业之间进行兼并重组以合作。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管理上的合并重组从而带来某些管理效应。“其实不然，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原来的那种生产点过多的情况。”
因为生产点一旦过多，法人代表多了，会有大量的“计划外烟（在国家计划之外偷偷生产出来的，用来自己消费、送礼、等非正常流通渠道进行创收之用）”冒出来。
“这些烟，在很多厂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包括烟草专卖局，都是知道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烟草职员对记者说。据悉，这部分烟占据了中国烟草市场1／3以上的江山！
周阳敏认为，2006年掀起的烟草业“大摸底”运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把这些“计划外烟”给统统地控制了，这也是今年以来烟草业改革最为明显的成效。
“改革毕竟还是往前走的。”周阳敏说。很显然，这一块是没有算成本管理的，因为这些“计划外烟”的成本肯定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压缩，从而造成了资源上的极大浪费。
这场大规模审计，从表面上看到的是加强“成本管理”的痕迹，周阳敏认为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为提税做准备；二是要加强对资产剥离的监管，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搞“非烟资产”的剥离，到底应该以什么价格剥离出去，剥离给谁，通过怎样的方法去剥离等工作，都是需要进行审计后才能知道的；三是要为即将可能的大规模人事变动做准备。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降薪行动，以试图打破人们脑海中的“高薪行业”形象，但周阳敏认为这种降薪不能起到根本作用。“最根本的问题，还应该是在体制上的变化。”
无论是加强管理，还是从成本管理来规范经营也好，它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外在压力。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烟草生产企业的竞争力已经存在却并不明显。
从国有企业来说，以上都不是根本问题。他们的市场竞争性差不多可以完成了，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烟草商业企业，因为其销售行为是垄断的，那么它的成本控制才是真正的关键。
“我有一个观点，烟草商业企业税率的上升空间起码还应该在30％以上。应该把他的税收空间挖掘出来，让其实施成本管理。但是，怎么让烟草商业企业自动去实现成本管理这样的模式呢？我认为靠其自身良心发现去做，很难。”
“只有竞争，才能真正在烟草企业中推行成本管理。”周阳敏掷地有声。
国家层面的专卖，省级以下的分离
周阳敏说，从当前来看，要完全打破烟草专卖的局面很难。“但是我们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竞争也可以完成。”
周阳敏认为在省级或省级以下实施烟草的“政企分离”应该是可行的，即保持“烟草国家专卖”，应该是保持在“国家层面上的专卖”，从国家角度上保持大格局不动，省级以下可以分离，可以通过省公司之间开展竞争、各省之间互相重组的压力来推动烟草企业的成本管理。这样，既没有违反《专卖法》，又可以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来交更多税收。
如果通过外资与民营进入的方式，或许效果会更好。但是他同样认为，在长期的惯例下，要一步做到这些非常难，也不现实。据悉，外资烟草也正在通过正常或非正常（走私）的渠道进入中国，这种烟也同样能形成非常强大的竞争（因为走私烟活动非常猖獗），从而促使烟草企业去改善经营从而降低成本。
据悉，尽管很多地方的烟草没有在名义上民营化，但是已经从事实上或多或少地笼罩上了民营的色彩，例如说广东烟草的模式非常好，此外，郑州卷烟厂正在实施的一个租赁融资模式，也值得借鉴。而深圳市目前的全部烟草物流，均是一家外资公司在操作。这不能不说是好的事情，是一个慢慢渗透和改变的过程，要一步一步改。“要让烟草从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彻底的改变，既不现实，难度也更大。”
实际上国内的其他省份有很多已经在烟草业改革上迈出了步伐，例如山东烟草。山东烟草的两大集团———将军集团和颐中集团都已经退出了烟草经营，而将手中的烟草资产转交给省烟草公司。
“这种改革模式，自然就把管理格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将其自动进入了一个竞争的行业中。对集团自身来说，要重新开始加强管理，而对于新成立的烟草公司，他们同样占有股份，同样对烟草公司具有话语权，那么自然享有成本结构、利润多少以及管理透明性的知情权，否则财务混乱、账务不明。这可能是该两大集团退出烟草经营而改投他行的原因。”周阳敏说。
“风险管理和财务预测是有区别的，不可能只运用统计学就可以来预测。它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这正如我手中的气球，有时我们可以控制它，降低风险。但是如果有人喜欢冒险、不怕风险，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报，将其不加限制地扩大，风险系数就会增大，这个气球在重压之下就会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