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联合公布了一项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报告称，中国公司以“每年纳税花费872小时（增值税384小时，社会保险和住房基金288个小时，企业所得税200个小时）；交税48次（比如增值税一年要交12次，土地使用税1次，财产税1次，印花税2次，教育税是13次等），在全球175个被调查国家（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八位。日前，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驳了这一结论，认为该报告采用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均不准确。中国的纳税成本是高是低？两机构何以各执一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安体富。
世行把税费弄到一块了
南都周刊：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得出的中国纳税成本位居全球第八位的结论，在你看来，是否准确可信？
安体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中国都很少用“纳税成本”这一评价体系，至少在公开的刊物和资料上，没有看到。中国多用的是“征税成本”这一概念。从征税成本上说，中国肯定是比较高的。中国征税人员大概是一百万，美国才二十万，咱们征的税收比他们美国要少多了。若按照人均征税成本来算，中国的征税成本是比较高的，这点税务部门也承认。当然，征税成本高的原因也很复杂。
中国目前有二十几种税，但世行和普华永道报告称中国有四十七种税，这四十七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估计他们是把中国的一些收费都算进去了。
南都周刊：对税费的不同判断导致了中外机构统计口径的差异？
安体富：世行把两者弄到一块了。看世行统计的每年纳税时间872小时里，它提到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再有是社会保险和住房基金，社会保险和住房基金当然不是税啊。在国外，社会保险有的是征税有的是收费。所以这里头，世行肯定是把一些费算进去了，中国没那么多税啊，这肯定是不对的。
南都周刊：那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收费项目是不是太多了？
安体富：当然，中国的税费体制不规范，费太多了，这也导致一些部门时常违规收费。
合并税制是降低纳税成本的方案
南都周刊：你刚才也说到了征税成本，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纳税成本高，是否就意味着征税成本高，效率低？
安体富：税收成本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税成本，指税务机关和人员的各种工资、奖金、福利以及基建，征税过程的开销等加在一块的总花费。这个花费，很难算的，而且国家也都是保密的，不对外公布。另一个就是纳税成本。我们过去对纳税成本研究得不够。从理论上讲，纳税成本不仅包括多少人、花费时间、需要的设备；甚至也包括偷漏税、精神损失等。比如，中国曾因为增值税发票造假等枪毙了100多名违法人员，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个成本要是算进去，就更高了。
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你高我低的关系，征税效率的某些因素与纳税成本有关，有的则无多大关系。如果纳税手段比较现代化、税制比较简化，纳税效率就比较高；如果纳税服务比较周到，税务部门主动为纳税人服务，这样也会减少纳税成本。
南都周刊：在目前情况下，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做一些改革，来降低纳税成本？
安体富：一是“税制优化”，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就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按这个原则就可以降低纳税和征税成本。
南都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纳税成本高可能与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有关系。一些税项，要分别向地税、国税两个部门交。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没有整合这两套征税体制的必要？
安体富：关于分税制问题，在国外也存在。对税务的征收，有的国家有两套机构、有的是一套机构。中国当初采用这个体制，地税、国税分开征，初衷是为了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但实行这一体制后，征税人员增多了，纳税也肯定复杂了；不仅仅是分成国税和地税，还衍生了更多的方面，有征税的、有检查的、有涉外的……
中国本来也想根据国情确定纳税系统，但在一些地方，地方税还没有形成体系，越来越多的税都要通过国税来收。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地方的税项合并起来比较好。但中国的机构改革，要分容易，合起来就难了，财政机构的改革也是这样，因为这势必要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之前整合分税制的方案被搁置了，这也是以后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税负是比较高的
南都周刊：世行和普华永道称中国的总税率是77.1%，国家税务总局反驳说其计算方法有误，一些税率是不能累加的，是这样吗？
安体富：税负可以有很多指标来衡量。有宏观税率，还有微观税率，就是企业税率，还有各个税种的税率。税收负担，一般我们用宏观税负衡量，就是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多少。世行和普华永道用的是什么指标，我不太清楚，但要说是77.1%，我不太认同。我给你举个例子，福布斯不是每年公布税负排名吗？中国排名位居前例，我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我国税负的高低问题。
南都周刊：对，好像是排名第三还是第四？
安体富：有时候第三，有时候第四，2005年排名是第二，第一是法国。这是怎么排出来的呢？首先就是指标问题，福布斯用的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销售税（就是我们指的增值税），还有社保金，包括雇主交的社保，雇员交的社保，福布斯把这些，一共大概是五项，还有一个财产，简单地加一块，这样算，一下子就把总额给拉上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也比实际的要高，我估计，他是把住房公积金大概也算进去了。怎么能这样相加呢？
但你要是说衡量其他国家选用的也是这些指标，这就牵扯到选用指标的现实合理性问题了。税制都是复税制，不是一种、两种的，是好多种税。税制结构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它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西方国家则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制。所以，选择的指标本身能否科学地衡量税负，是问题的关键，一般比较有可比性的指标可能还是税收占GDP的比率，这个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比较认可。
南都周刊：那中国税收占GDP的比率是多少？
安体富：这个也有不同的比较口径。税不是整个GDP的全部负担，因为除了税，中国还有费，包括预算内，预算外，社保基金等。现在公认的有三个口径，一个是小口径，税收税入占GDP的比率，一个是中口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财政收入主要源自税，但中国还有其他的来源。中国的财政收入往往是计算预算内的，不算预算外，它原来还有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比如一些乱收费啊等收入。再有一个大口径就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社保基金收入，另外甚至还可以考虑债务，因为过去我们是把债当作收入的。这样算，中国跟国外比，它的计算口径就很复杂。按照现在的小口径，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在2006年到达18%了。
南都周刊：这18%的比率与其他国家的税负比是高还是低？
安体富：这不能简单地比较，要分给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比。简单跟发达国家比，他们肯定比我们高得多。但与发展中国家比呢，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算社保收入，我国的社保收入目前大概占了GDP的4%，18%加4%，就是22%，这个比率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比，起码只高不低。如果我们把预算外，制度外收入都算进来，大概在35%左右，这样税、费加起来，这就比较高了，这点官方也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