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关于资本利得税的是非争论不绝于耳。反过来，资本利得税又宛若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投资者因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市场的几次大幅涨跌均与该传闻有关。众多舆论中以反对和批驳者见多，较少持赞同态度者则被批为御用文人、吹鼓手。其实，资本利得税是个复杂的、技术性极强的税收工具，在决策、评估和执行层面都需要结合现实国情做深入细致的讨论，单纯地鼓吹与国际接轨或者视之如洪水猛兽都有失片面。
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大体看来，对该税开征的反对声浪可分为政策派、福利派和技术派三大类。政策派认为，资本利得税是监管当局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干预股市的做法，甚至以党中央关于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十七大关于增加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建设和谐社会等宏观目标作为与之相悖的注脚；福利派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税负已经不低，大幅提高交易印花税之后，国内A股投资者的税负甚至高于香港等地，在2006年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到70％，而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2％左右，一旦征收资本利得税，颇有苛税之嫌；技术派则认为，化解炒股所得的方法极多，可以在举手之间化零为整或者化整为零，由于税务部门的核实成本过高而无法执行，最终形成对投资者少申报、不申报、少纳税、不纳税的逆向激励机制。
其实，以上观点某种程度上过分迷信了市场自由化的魔力，忽视了市场的迷失风险。综观西方主要国家资本利得税的征收情况（见表一），该税种征收的主要动因有三。首先，与其它各类所得税征收目的一致，所得即应纳税；其次，资本利得税具有显著的“均贫富”效应，赚多者缴多，税负实际上主要集中在股市中的大户、机构或暴利者身上，对广大普通中小投资者并无太大影响；其三，资本利得税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
从美英等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资本利得税与所得税联系密切，在实施中相对复杂。相比之下，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而且任何人只要买卖股票，无论是赔是赚都要按付出相同的税、费，这种税收方式虽然节省了税务部门的征税成本，但从管理、调控效果来看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放，起不到调节股市收益的作用。
借鉴国外经验，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通常对资本利得征税，不征收或只征收极低的印花税。这样的税收体系一般能达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从目前来看，资本市场的不公不是因为税收过少，而是内幕交易过多；不是因为对个人所得征税不够，而是中小股东在利益游戏中被边缘化，甚至沦落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如果在资本利得税的税利驱使下，管理者着力解决反对派中技术派所担心的问题，比如升级现在的交易账户管理信息系统，以身份证为单一开户进行系统自动定时核税，同时再辅之以银行系统的资金流动追踪、账户转移记录等功能，相信不但可以解决征收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能起到打击非法证券交易、洗黑钱、老鼠仓的作用。还可以假想在综合清理合并印花税、所得税等税种之后推出资本利得税，打破一级市场目前形成的机构投资者、大资金对新股发行的受益垄断。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还可以鼓励自有资金申购行为，增大短贷、拆借、挪用等资金进入获益的成本，有利于金融秩序的建立。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
结合国外的成熟经验和我国现实国情，资本利得税被片面的理解为与投资者“分钱”是不对的，其被“妖魔化”主要缘于市场对管理部门以往野蛮征税的习惯思维的延续。管理者应当“正本清源”，还资本利得税以本来面目———资本利得税绝非野蛮的税负累加，而是利用税收工具鼓励投资抑制投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中小投资者成本的调控手段，以达到调控财富分配、缓解贫富差距、增进市场健康活跃度的目的，为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做出实事。因此，不应当局限于片面地去讨论是否应开征资本利得税，而应当着重去研究如何征税和征收的效应。管理部门很有必要以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为契机，改变税收“重征轻调”的观念，在技术上设计上做足功课，切实发挥税收工具调节、平衡、引导经济的作用，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