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从3%提高到10%，再到12%；高新技术企业税率减至15%，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修改稿这“两升一降”非比寻常，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敏锐地捕捉到草案修改稿给教育带来的好消息——
“草案里提高到10%，修改稿又吸纳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将税前扣除比例再次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公益事业是个重大的利好！”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手捧的，是不久前“新鲜出炉”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修改稿。
在这份草案修改稿中，“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字眼很是醒目，因为在草案中这个比例为10%，现行的标准更是只有3%.业内人士称此举将大大激发国人投身慈善事业的热情。
同时，草案修改稿还规定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率，在25%的基础上减至15%，相关研发费用可以实行加计扣除。
围绕着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两升一减”，教育究竟有多大文章可以做？
公益捐赠扣除比例提高9%，对教育意味着什么
学经济出身的汪晓村代表就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120万元的公益捐赠基数计算，企业就可以比“税改”前省出一大笔税。假设某企业年度利润总额为1000万元，如果拿出其中的12%，即120万元进行公益捐赠，这部分捐赠可免征税收30万元；而在现行3%的免税标准下，按照现行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捐赠之后还要上缴约30万元的税。
“以前税务部门对企业公益性捐赠免税认可度不高，多多少少影响了企业捐赠的热情。这个比例调高后，企业捐赠公益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会更高。”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岳阳市工商联合会会长刘晓英说。她“掌管”着岳阳市9万多家民营企业，教育、福利院、修桥修路一直是岳阳企业公益性捐赠最集中的3个方面，其中，对教育的捐赠一直以50%左右的比例占据首位。
刘晓英代表的说法印证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邱东的判断。邱东代表告诉记者，从目前的教育资金来源结构看，社会捐赠所占比例很小，在一定时期内还出现过教育接受捐赠减少的情况，原因在于部分企业的实力和意识尚处于成长上升期。“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通过立法、政策引导社会其他主体投向公益事业，会对教育事业等社会公共产品的发展带来良好的预期，大概五六年之后就能看到效果。”邱东代表对教育分享“税改”蛋糕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对教育的投资收益是外溢的，并不直观反映在特定的市场领域，需要投资者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去考察这种收益。”汪晓村代表认为，此次“税改”从立法的层面传递出一种强烈的信号——鼓励并引导企业家支持教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税率减至15%，产学研合作空间扩大
除了企业公益性捐赠免税比例从3%到12%的跨越，“15%”这个比例在此次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中也十分引人关注。
草案第四章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三十条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实行加计扣除”。
“‘税改’对高科技企业实施税费优惠，将促进企业研发由软投入转变为硬投入。作为科技创新的受益者，企业理应成为科技创新投入、创新活动、承接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主体。”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周旭介绍说，目前重庆企业研发经费占利润总额的平均水平为1.7%，而深圳华为、奇瑞汽车用于这部分的比例已超过10%，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空间仍很大。
《2006重庆科技统计年报》显示，重庆市三大科技平台中的研究开发平台，20个重点实验室中有17.5个建在高校。“当我们的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科技需求量就会呈几何级数上升，满足这种需求要更多地依托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的产学研结合，以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技术进步问题。”周旭说。
作为全球知名的制冷铜管企业的当家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杰也认可“税改”优惠对企业支持教育的推动作用。该公司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开展了多年的研发项目合作，深深地体会到了产学研合作给企业带来的甜头。李长杰代表说，此次草案中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将有利于引导那些积极上进的企业把更多利润投入到研发上，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企业与高校的科研合作。
邱东代表认为，高端的基础性科研仍要依靠国家的支持，但高校内大量应用型学科与企业的合作对提升企业的技术结构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现在说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科技已经不够了，应该说今天的教育就是今天的科技。”邱东代表满怀信心地说。
在良好预期面前，教育需在主动服务中获得更多支持
面对吸引捐赠和产学研合作这两个“盘子”，教育和企业的双赢如何实现？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次考察经历，给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张德祥留下了极深的印象。5万人规模的美国密歇根大学，专门负责筹款捐赠的机构就有450名专职人员，他们对筹款的战略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张德祥坦言，我国的学校在主动吸引社会捐赠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在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社会捐资是学校的应尽之举。“对高等教育而言，捐款是今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张德祥说，“两会”结束后，他会召集辽宁省内高校领导开会，鼓励其在学校内部建立专门的筹款机构。
“除了积极争取捐赠，高校主要还是应在提供服务、贡献当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把更多目光投向了产学研合作方面。目前他们与省域范围内五粮液集团、钢铁、电力企业的研发合作，让杨泉明代表找到了产学研结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子，也希望这条路能走得更顺畅。
汪晓村代表对此态度明确：“高校应用型研究成果的价值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而企业对市场最为敏感。”汪晓村代表说，在高新技术、应用技术研发方面，高校应主动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构建有市场需求的研发平台。
周旭代表则坦言，科研内需扩大后，原本在科技界内部循环的科研需求将有一半要投向高校、科研院所。能不能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能不能帮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能不能前瞻性地为企业储备技术，“对教育界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