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财政部“出其不意”地半夜加税相比，香港特区政府调整股市印花税的决策过程要“拖沓”不少。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昨天表示，印花税是港府相当重要收入，是否调整需要“全面考虑本港税收情况”。
唐英年昨天在出席一研讨会时表示，在其他没有印花税的地区，企业事实上被征收了包括资产增值税、以及商品及服务税等，以支持政府税收，而现在内地也调高了印花税，所以香港在决定是否下调印花税时需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对于唐英年的表态，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以镜鉴中国股市本次的闪电加税。
首先，上调印花税应该“出其不意”么？从表面看，本次调税与中国2005年6月的汇率改革似是同出一辙。汇改的“出其不意”针对的是希望以猜测改革时间点而牟得暴利的国际炒家，自是高明之举。但将“出其不意”衍射至上调印花税时，就发生了根本性异化，中国股民也和国际炒家一样成为了调控的“对立面”。
香港特区政府调整股市印花税的谨慎态度，正体现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化，以及为市场留以“缓冲期”的老成之举。事实上，在醉心于所谓的“雷厉风行”的内地行政部门看来，香港此举或显“拖沓”。内地“雷厉风行”的效率体现在一夜拆光发达国家一年也拆不完的一条街之上，也体现在一天将中国股市几全面打至跌停之上。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英国经济学家科尔贝曾经将征税作为一门艺术来看待，认为征税就像是从鹅的身上拔毛，既要拔更多的鹅毛，还要让鹅的叫声小。印花税理应是具有“听最少鹅叫”的税种，但在“出其不意”之下，中国股民在前天几是怨声载道，把最少的鹅叫转化成了“听取蛙声一片”。
那么，加征印花税的行政部门是否应该从香港特区政府的言行之中得到一些启示呢？少点“雷厉风行”，多点“全面考虑”。事实上，香港会计业目前已有呼声，呼吁特区政府可考虑分阶段减印花税。其次，调整印花税是一个税收工具，还是一个股市调控工具呢？唐英年在考虑是否调整印花税时，将论证几乎全部集中于税收本身，只字未提股市二字。事实上，调整印花税只是唐英年新财政年度预算案中降税方案的一部分，和股市毫无关系。
然而，本次上调印花税的初衷几乎全部集中于股市本身，几乎没有人提到“税收”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纳税这样公民神圣的义务作为一个功利性的手段去调控股市，不仅“异化了”印花税本身，也舍本求末的忽略了税收最根本的功能———社会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