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杨凯生2日透露，他为本次政协会议带来的提案与从紧的货币政策相关。同时，杨凯生就工商银行突围信贷紧缩压力、海外扩张收购以及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等诸多金融行业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受去年开始的信贷紧缩等调控政策影响，市场上普遍猜测商业银行去年盈利会受到影响。杨凯生对此持有两大观点，第一，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体现为紧缩的信贷政策。第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或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些政策对不同银行的影响肯定不同。
“关键取决于这家银行近年来经营转型、资产调整的结果。”杨凯生说，“就工行而言，其信贷年平均增长率10%左右，拉动了近五年来30%以上的净利润增长。因此，银行不能寄望通过简单的存贷利差收入的增加来提升自身的盈利水平。”
杨凯生表示，工行在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早已自觉、主动地在此方面做了些准备和应对。尽管近年来工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幅度不断提高，杨凯生认为工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依然与国际先进银行有差距，因此依然要持续努力。
自2006年工行上市以来，已经先后完成了对印尼哈林姆银行、澳门诚兴银行、南非标准银行、以及富通银行所持工银亚洲等银行股权的四笔海外收购。在谈及工行海外扩张时，杨凯生说，工行需要到海外拓展业务，这本质上与工行的经营战略完全一致，也在业务、机构布局等多方面对工行有互补作用。“我们没有去海外盲目抄底的打算，会按照自身经营战略来稳扎稳打地进行。”
在金融混业经营渐成趋势的背景下，不少商业银行对进军保险、证券业也有所盘算。对此，杨凯生表示，银行如何操作，主要依据监管政策、法规等的规定。综合性经营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逐步进行。
记者问到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工行的影响等问题时，杨凯生认为，首先，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影响。比如，次债危机可能造成美国经济的减速甚至衰退，这也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复杂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由于直接投资美国次债产品造成的损失应该不算大。工行持有的相关产品很少、而且资产拨备充分。如果能够正确认识次债危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也不会影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交行：年内或将进行海外并购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昨日对记者表示，公司2008年的海外业务拓展将会有较大的发展。有合适机会，交行将会进行海外并购，公司将会在充分做好防范国别风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海外布局。
蒋超良说，直接设立分支机构和并购都是公司海外扩张的重要方式。但人民币升值，以及次贷危机使国外一些金融机构的PE降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程度等因素，使中资银行正在面临通过并购进行海外拓展的良好机遇。他表示，交行目前已在跟一些潜在目标进行接触。
他介绍说，与几年前相比，交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地的监管机构均对交行表示了认可，这些因素都为交行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海外扩张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交行多年运作的管理团队，亦在此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交行海外并购的时机正逐渐成熟，力争年内会有所收获。
民生银行：正研究金融控股公司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目前正在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控股公司将会主要以民生银行现前十五大股东为主设立，但也不排除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作为意在未来五年打造金融产业集团的民生银行，近一年来在综合经营领域频频发力，相继收购信托公司股权，设立金融租赁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公司五年规划进一步提出未来将成立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以管理各专业金融子公司。但董文标昨日表示，上述计划仍在讨论当中，目前仍未最终定型。
他一并称，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主要选择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公司未来会继续选择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但目前尚未启动赴港融资计划。
国开行：仍将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2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国开行商业化转型后仍将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他同时透露，他向政协递交的提案主要包括节能减排的财税、金融等措施建议，以及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等。
在记者问到有关国开行商业化转型问题时，刘克崮表示，国开行要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全面推进商业化运作，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转型为商业银行后，国开行并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存款类商业银行，而仍将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下一步，国开行将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股权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同时，国开行会以融资推动市场建设，把“瓶颈领域”建设成为可以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成熟领域。
“改革后，我们的资金来源仍以发行金融债为主，同时也将开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条件成熟时可以吸收公众存款。”刘克崮说。此外，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国开行也会进行精心组织部署，包括稳定债券风险权重、防止市场波动，维护债权债务连续性、防范各类风险。
对于国开行改制、上市的安排问题，刘克崮表示，国开行将致力于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在条件成熟时再择机上市。
进出口银行：自营贷款稳步上升
继国开行迈出了政策性银行改革的第一步后，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也将适时以“一行一策”的原则进行改革。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进出口银行的自营商业化贷款正在稳步上升。
李若谷说，进出口行除承担国家的政策性任务外，也做了一些不需要政府补贴的贷款，但这种业务不是100%商业化的。据介绍，进出口行对国外提供的一些贷款期限较长，利息率虽然不是绝对优惠的，但覆盖了成本，属于自负盈亏。
“我们按照商业银行的标准要求，但是不一定是完全的商业化了。”李若谷称，“我们是适应市场情况的变化，做了一些改革。”
此前，工、中、建行改革及国开行的改革都得到了来自财政部或汇金公司的大笔注资。注资后的国有银行光鲜登场，并成为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好银行。对此，李若谷指出，注资并不是“整容”，国有银行不是人造美女。
李若谷说，改革30年来，在财政收入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利用银行贷款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整个银行系统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主要的贡献。银行贷款使得其他部门获得了发展，其他部门却没有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返还给银行，形成了坏账。现在国家财政的情况大为好转，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充银行的资本金，消除银行的坏账，使它们在新的情况下获得发展的基础。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大平衡。
农发行：改革将坚持政策性方向
“虽然改革方案目前仍在研究之中，但是我觉得它的改革和国开行应该是不一样的，它不会完全商业化，而是要坚持政策性。”在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郑晖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透露。
郑晖表示，农发行的改革方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等多个部门参与论证，目前仍在研究中，年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他进一步指出，从现阶段来看，农发行必须要坚持政策性的办行方向，其他的像重组资本金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围绕这个大前提来展开。
对于外界关心的注资问题，郑晖表示，目前还没论证到那一步，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太早。据他介绍，一般来讲，国际上对政策性银行或者对政府全资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没有明确要求，因为它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
国外很多商业银行都把资本充足率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郑晖认为，具体到农发行上，问题就复杂在将来农发行既有政策性的业务，也有商业性的业务。通过严格的界定以后，是政策性业务剔除以后，仅就商业性的业务来相应地提取资本金，还是整体业务的资本金都要达到8%的要求，这样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还有待于日后具体研究方案的时候来论证。
他同时指出，实践证明，现在农业领域有些业务的商业化是不可能的。对于收购粮棉油这样政策性非常强的业务，现在把它划到商业性的业务范围里面是不可行，也行不通。
“现在像日本，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础设施，它投资的时间长、风险大、收益低，完全靠国家财政资金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它能解决一部分，那么银行的资金就是要靠政策性银行来解决，这个靠商业银行是解决不了的，也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郑晖表示。
谈及从紧的货币政策，郑晖表示，今年农发行的信贷计划和去年的实际增量差不多，应该说还是偏紧的。另外，农发行的业务范围拓宽了以后，现有客户与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大。
“我的看法就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宏观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结构性饱和也好，流动性过剩也好，三大产业的不平衡也好，我觉得从货币政策的掌握上，应该向农业、农村适当地调整和倾斜。因为现在我们讲流动性过剩，可能相对来说是在城市、在工业，再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造成的一些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我觉得农业农村目前不是流动性过剩，是流动性紧缺。”他最后表示。
德意志银行（中国）：推进金融机构混业经营
全国政协委员、德意志银行（中国）董事长张红力2日表示，他向本届政协一次会议提出了有关推进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模式、创造条件吸引海外人才、以及制定个税优惠政策等提案。
金融混业经营模式是指一个金融集团在同一控制权下，能够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全部或至少两个不同行业提供规模化服务。张红力说，这会为金融机构带来规模效应、分散风险、提升金融创新能力等多种优势。而我国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短期内实现金融混业经营面临诸多挑战。
在具体操作步骤方面，张红力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推进金融机构的股权多元化。比如，通过推动金融机构股份化改制和上市融资等方式实现股权多元化、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从事跨行业投资、经营和并购、以及允许民营资本和外资更多地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相互投资参股等。第二，鼓励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应该鼓励有实力的国内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其现有业务为基础，建立跨行业的金融控股公司来开展多种金融业务，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各个业务实体（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交叉销售来实现规模效应。此外，还包括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以及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等。
此外，张红力表示，希望制定个税优惠政策，以强化国际人才竞争。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采取每级递增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税税率也大大高于周边地区和主要发达国家。税率过高、执行政策缺乏灵活性等都不利于吸纳培养高端跨国人才。
张红力建议，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个税优惠、制定享受个税优惠对象的审查标准、以及设定税收过渡期等方法来解决。比如，由税务总局牵头，与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外专局共同研究制定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实施办法。参考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主要发达国家执行的实际个税税率，对我国的个税税率进行合理调整，从实际效果出发，合理降低纳税人的税赋负担。或者，建议考虑针对那些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对象，提供个税优惠。再考虑设定一个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内相关人员可以享受诸如个税税率减半的税收优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