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大楼，在成思危位于三楼的新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
他的幕僚说，他的办公室原来在四楼，两个多月前他在民建九大上退休，而后执意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继任者，还表示不要办公室彻底回家。经不住旧日同事的劝慰，他搬进了三楼那间小办公室。
依照中国政党制度的规则，他在结束11年民建中央主席使命之后，还要告别全国人大的政治舞台，从担任10年的副委员长高位上卸任。“后天我就离开人大了，新的副委员长就要出现了。”他跟我说，这是自然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件高兴的事。就职务对应的责任而言，他愿意我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说话时的淡定和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回顾他的个人历史，他的荣辱进退的确是组织决定的。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但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可或缺。16岁那年，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越过罗湖，“投共”到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中他和一群来自香港的理想青年受尽屈辱，很多人离开祖国，而他却选择留下。46岁那年，弃化工学管理是他自己的选择，学成后没有留在美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问他为何会离开父母来到内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并用我的年轻和他的年轻解释说：你们年轻，不懂得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他说，那时候在香港，不少年轻人像他一样，受左翼进步作家的影响，揣着报国情怀，拥抱了新中国。
一时的冲动或许容易理解，难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他的父亲，一代著名报人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开拓者，在和汪精卫的冲突中，说过一句报人没齿难忘的话：“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他的母亲萧宗让，留学法国，攻读法国文学，性情温婉。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的领域功成名就，如大姐定居法国，曾三次竞选过法国总统。他本来就可过上世俗意义上的体面生活，无需当革命党人改变命运，更不需要遭受生离死别的苦楚。离开香港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与父亲的相见还是28年之后的事。
在一个理想主义变得奇货可居的年代，听他说少年时的理想冲动，看他额头上的老年斑，我似乎感受到理想主义情怀的触手可及，体味到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自强不息”四个字。他说，他对这几个字的理解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逆境时不沉沦，难。“文革”的屈辱岁月中，他烧锅炉时学习锅炉学，无事可做时，自学了几门外语。
顺境时不懈怠，更难。两年前，我曾联系过他的专访，那一次的采访提纲问题多多，他的幕僚后来跟我说，他太忙了，哪有时间和你讨论那么多问题。一个民主党派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真的有那么忙么？后来我得知，除了政务，他在治学上投入的时间，不仅政治家中罕见，学者中也不多见。他兼任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学术职务，带了一些博士研究生，他说他每天午夜方寝，凌晨6时许起床，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他说：“我从不懈怠，做了10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假。”
他信奉治学乃从政之本。看得出，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是满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满意的。“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0年前，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但对“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回望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他做了一个演讲，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在告别政治舞台的最后日子里，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与我们印象中的政治家不一样。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他偶尔在股市中冷不丁地说一句，沪深股指就会跳一下。民间社会质疑他没有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地说。有一次，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采访时，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按过去的经验，采访党政要人，起码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采访开始时，我担心采访过于正式，就挪了椅子坐在他斜侧，他丝毫没有介意。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采访提纲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人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摄影师给他拍照。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他自己拟就的座右铭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而且，在他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老人的生活感悟。
成思危，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大楼，在成思危位于三楼的新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
成思危：“万点可期”说不负责任
为了公平，资本利得税应该征
南方周末：今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 “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提案，提出征收资本利得税，据说您个人也是主张征收资本利得税的，为什么？
成思危：我去年12月中旬就已不担任民建中央主席了，不大清楚这一提案的出台过程。民建会员大多数是经济界人士，都比较关注资本市场。在中信集团公司有一个民建支部，他们在一次证券市场的研讨会上，建议应该对证券市场的税费有一个通盘考虑。现在，国家收印花税，证券公司收手续费，证交所收管理费，但是，多数国家收取的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还没有考虑征收。
我曾经说过，应当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而遏制暴利和过度投机！你想，一年收入两万四的人就要交纳个人所得税，而炒房炒股赚几十万、上百万的人一点税都不交，这合理么？
我在去年发表的《让股市日趋健康》一文中就已指出，如果要收资本利得税，必须坚持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也就是起征点要高，比如说月收入五万元以上，另外一个就是要鼓励长期持股，如果你持股一年以上再卖，可以减收，甚至免收。
南方周末：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建议，是否与最近几年来股市和房市总体上高歌猛进的局面有关？
成思危：流动性过剩造成了股市和房市同时飙升。在流动性过剩的前提下，应该采取措施，而且这个措施应该是长期的。我认为征收资本利得税的问题值得研究。
劳动合同法肯定是善法
南方周末：今年“两会”，新劳动合同法成为一大热点，您认为劳动合同法是恶法还是善法？
成思危：肯定是一部善法。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原意是好的，因为它是要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的权益应该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然各地就可能会有很多差别。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是逐步提高的，福利也应该是不断改善的，这个是世界各国的共识。
由于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增高，生存不下去，有的甚至远走高飞，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国家，这是正常现象。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产业升级是大势所趋。
但是企业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不断增加职工工资，否则拿什么付工资？现在有人说，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一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这个概念我觉得不大对。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一次分配则要注重效率。一次分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政府可以做的，只是规定最低工资水平、规范劳动关系等等事宜，至于企业给工人多少工资，则要根据企业的效益来确定。
我还主张要三次分配，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们，自愿拿出一部分财富帮助弱势群体改善它的医疗、生活、教育等条件。
这样的分配体制才真正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前过分强调效率不强调公平的时候，我大声疾呼注意公平，但是现在大家都强调公平的时候，我觉得要注意提高效率。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你拿什么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企业要是倒闭了，那公平和效率都没有了。
黄金十年的说法不大负责任
南方周末：这两天，A股跌破4000点的说法，搞得股市人心惶惶，您怎么看？
成思危：我在去年年初就指出，股市泡沫正在形成，投资者要注意风险。我看当时股市涨得很快，认为有必要提醒投资者。我当时还说过，不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涨上去也会掉下来。严重的泡沫使股指涨到6000点，现在掉到4000点左右。当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现在大家冷静一些了。
南方周末：有人说中国的股市在未来几年能够涨到8000点，甚至一万点，会这样么？
成思危：“万点可期”、“黄金十年”等等说法都是不大负责任的。从长远看来，由于股市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它将来总有可能涨到一万点，但是两三年之内不可能。因为熊市和牛市总是交替的，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看，大概也就三四年交替一次。十年黄金牛市的说法，已被事实否定了。
南方周末：今年2月份的CPI上涨了8.7个百分点。面对这么高的数字，你觉得中央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成思危：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都已经讲到了。我个人认为在执行中要注意两点：
第一，中央政府的措施要得到严格执行，不允许阳奉阴违，不允许打擦边球。
第二，政府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有缺陷，要及时改正。现在我们政府很多部门，还不大习惯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其实这是不对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发现问题就应当及时改正。
我是以学者的身份说话的
南方周末：过去十年，您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您就股市等公共问题发言的时候，是怎样处理学者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关系的？
成思危：其实，我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强调，我是以学者的身份讲话的，但是人们还是不大理解。实际上，从人大的角度看，我首先是人大代表，人大是立法机构，政府是行政机构。人大是集体决策，我也只有一票，所以每个人大代表应该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这个意见可以被采纳，可以不被采纳，并不是说都被采纳。
我在人大发表的意见，估计有30%左右没有被采纳，因为多数人不赞成。所以，我觉得人们把人大副委员长这个身份和政府副总理等同起来，实际上是不对的。这在国外是很清楚的，国内有些人却一直弄不清。你看国外的议员有意见就说，政府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要把我的想法误认为是政府的想法，更不能以此为由来阻止我讲话。至于我所讲的话是否正确，可以等时间和实践来检验。
金融改革的得与失
南方周末：您在参政议政中多次论及金融改革，为我国的金融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得与失？
成思危：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去年专门出了一本《论金融改革》的书来论述。我国的金融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相比还不够成熟，虽然说我们的银行上市成功了，但上市成功并不等于改革已完成，我们在金融创新等等方面，跟人家差得很远。我们银行的人均利润和收益成本比，比人家低不少。
现在，给中国戴高帽子的人比较多，说中国是金融大国。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还不能说是金融大国。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第一，从国家的发展过程看，它首先是输出初级产品，然后是输出制成品，然后是输出资本，然后是输出知识，我国现在还处在输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这两个层次上，资本输出很少，知识输出就更少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很多方面都还不如人家，我们还没有纽约、伦敦这样的世界性金融中心，谈不上金融大国。
第二，从资本的发展来看，第一步是产业资本主导，第二步是商业资本主导，第三步是金融资本主导。我国现在仅处在产业资本主导这一步，金融资本还没有在我国起主导作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国的金融资本很强的话，我们就不会拿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去买人家的债券了。买人家的债券，就是我国自己的金融资本家没有能力运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来赚钱，所以只好把钱借给外国，让外国的金融资本家去赚钱，然后把债券的利率给我们。
南方周末：就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而言，假设我们用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比喻我们的竞争能力，您认为我们应该处于哪个阶段？
成思危：我觉得总体上可能也就是中学生的水平，虽然我们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但还是凤毛麟角，也起不到操控全局的作用。
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辙
南方周末：您认为我国会不会像部分日本金融界人士所担心的那样，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成思危：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没有党派之争，没有反对党。虽然说我们的某些金融政策可能不完备，但还是比较容易贯彻，贯彻过程中或许有人打擦边球，但毕竟没有人公开反对，而日本就不同了。
第二，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尽管金融也在发展，但是金融资本还没有起到主导作用。从这一情况看来，尽管金融上遇到的问题会对国家有比较大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不会像日本那么大。
第三，正因为我国的虚拟经济不够成熟，所以我们现在有些问题实际上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这些问题它比较容易改正。而那些金融制度已经比较固定的国家，像日本那样就不好改。
从这三点看来，中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样严重衰退，但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南方周末：我们应该怎样将居安思危的意识化为行动？
成思危：我认为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进一步防止重蹈日本覆辙：
第一，严格地执行政策。现在控制热钱的流入非常重要，因为热钱流入造成了我国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但是要控制热钱流入必须要有严厉的措施，必须要更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威来控制热钱的流入。
第二，提高我国自身的金融竞争力。我们要研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把握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三，如果政府部门有不足之处，甚至决策错误之处，要敢于承认，及时纠正。最怕的就是为了保住政绩而捂住问题。
南方周末：您刚才说了中国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思路，这些观点您在参加议政的过程中提出过吗？
成思危：我没有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来提，但是提出过相关的观点。关于东亚金融危机，我曾在参政议政中报告过其对中国的启示。但那个时候的问题跟现在不一样。我最近在北大光华信念论坛上讲，改革开放中制度创新是关键，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南方周末：日本的汇率改革与日本泡沫危机有一定的关系，就中国而言，您认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在什么时候推进比较合适？
成思危：我在东亚金融危机时提出要三步走，第一步就是钉住美元，第二步是钉住一篮子，第三步就是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现在实际上在走第二步。蒙代尔曾对我谈过，2008年有那么多外国人来中国，实现自由兑换正是好时机。我说这取决于两条，第一条是世界总的金融形势，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走势，第二个取决于我们监管的能力，如果管不住就放开，通常就会出事。我主张要循序渐进，逐步放开。现在我国经常账户下1996年就放开了，资本账户下约有一半基本算放开了，今后要稳步推进。
我国已经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速，所以我认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时间不会太长，有人说要30年，这太悲观了。我个人的估计应该是5年到10年。
参政，影响决策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一名学者，您是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的？
成思危：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我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有人提出，上市公司既然有了监事会，是不是可以不要独立董事了？根据这样的想法，公司法修改草案上写着“上市公司可以设独立董事”，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设也可以不设。我坚决不同意。根据我的研究，监事会是代表大股东和职工利益，而独立董事是代表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如果你不要独立董事，那么，当大股东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一致的时候，监事会就可能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
所以，无论是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会上，还是委员长会议上，我都主张把“可以”两个字拿掉，最后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相当于将“可以”变成了“应当”，将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南方周末：您领导下的民建中央在参政议政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中央决策的？
成思危：民主党派都有不同的联系对象。民建和经济界人士联系密切，七成以上是经济界人士。我们参政议政的方式与此相关。大体上说，民建中央参政议政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研究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结合中国国情，大胆借鉴风险投资等等国外先进的东西，提高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另一个重点是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围绕这两个重点，我们通过提案，写报告，领题目，在协商会上发言，给中央领导写信等等方式参政议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
南方周末：提案我们容易理解，其他方式我们则很少听说，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成思危：给中央领导写信，是常见的参政议政方式。比如，我前年到西藏、青海考察，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我签上名，以民建中央的名义，递交给中共中央，就青藏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给发改委，他们专门研究之后，反馈给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又批示反馈给我，告诉我建议落实的情况。
相比之下，领题目则不太常见。所谓领题目，就是中央提出问题，我们针对问题再提出建议。比如说，三年前的春节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外汇增长比较快的问题，跟我说：思危同志，你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作了研究，并及时提出了建议。
南方周末：民建中央在参政议政中，对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产生了哪些影响？
成思危：过去十年间，影响最显著的提案就是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19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由于适应整个形势的要求，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十几个部委联合落实这个提案，掀起了中国风险投资的热潮。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66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又如，两年前，我们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被全国政协列为一号提案，相关法律目前已经正式实施了。当然，我们提出的建议有的党派和社会人士也可能提过，但只要能够被采纳，就算是起到作用了。
南方周末：推出一个有望对中央决策产生影响的提案或者报告，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成思危：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参政议政，不管是提案还是报告，都要建立在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能光喊几句空话。每个建议的提出都不简单。例如廉租房问题，我们在给中央写报告前后，就与建设部开了三次会。我本人三次都出席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出席了两次。2005年，廉租房提案提出后，汪光焘和我们交换意见，我们感到还需要做很多调查研究，我们就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还派人到美国和德国考察廉租房问题，然后和建设部做第二次交流，形成意见后我给温总理专门写了一个报告。第三次和建设部交流，是讨论如何落实温总理的批示。前前后后，有一年多的时间。
慷慨陈词，鞠躬尽瘁
南方周末：听说，您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比较注重倾听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您是怎样听到底层声音的？
成思危：我天天都上网。不一定只看网友对我的评论，我可以了解网上人群的动向，并从网友的一些评论中得到启示。
我还看人民来信。不少人给我写信，反映社情民意。有的企业退休的同志给我来信说，同样大学毕业，企业退休和机关退休待遇就差很远，他们说，我们不是活不下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都是同班同学，从企业退休的待遇就比政府机关低得多？
另外，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召开民建会员座谈会。我当了11年的民建中央主席，开了几百次座谈会，因为我觉得民建会员反映情况可能会真实一些。
南方周末：参政议政中，您曾经写过一句话：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您自己的原创吗？
成思危：岂能皆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不是我的原创，这是徐悲鸿曾经用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慷慨陈词和鞠躬尽瘁，是我加上去的。我扩充这句话，用它来鼓励自己，无论是著书演说，还是建言献策，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都以这句话鞭策自己。
我讲话，往往是和潮流不一样。熊市的时候，我让大家以坚定的工作恢复股市的本色，股市太热的时候，我又讲要注意泡沫。大家强调效率的时候我讲公平，大家过分讲公平的时候我又强调效率。不哗众取宠，不迎合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勇气，我只能“但求无愧我心”。不要想你讲话人家都满意，总有不满意的。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思想境界要更高一些。
南方周末：您曾说过，参政议政过程中，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这话怎么讲？
成思危：讲话，要讲真话讲实话，但也要看场合，看对象，例如在内部讲话就可以讲得更尖锐一些，而在公开场合讲话，表达同样的观点，用的语言就可能不一样。这就叫顾全大局。但是你的主要观点不能变化，不迎合他人，不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学者基本的道德。
南方周末：回顾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有没有影响到您参政议政的风格？
成思危：父亲一生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对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我一直强调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基本理念。当然空话套话一点儿不说可能不现实，但是说了没用，多说真话实话，我确实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做的。
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送给我。我对自强不息的解释，就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这才是真正的自强不息。“文革”期间，我受了委屈，身处逆境，但我不愿意沉沦，学了好几门外语。烧锅炉的时候，我学了锅炉学，我不愿沉沦，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用。但是顺境的时候不懈怠，我认为更难。说实话，像我这个年岁，不学习也照样可以凭经验当领导。我做了十年副委员长，从来没去过北戴河度假。节假日、晚上和周末还要学习和写作。这就是不懈怠，这也是自强不息。
退下是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过两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您愉快么？
成思危：15日就要离开了。15日就要选出新的副委员长。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所以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工作中，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成思危：人生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要做你必须做的事，坚守你的责任，比如你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你就不能不管工作纯粹搞学术。退下来，就可以转入另一个阶段，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搞学术研究是我的爱好，我愿意重新回到学术工作中。所以，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把我从职务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但是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南方周末：16岁那年，您提着一个包，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回头想想，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当时很多年轻人，不单我，都对新中国充满希望，都心怀理想，离开家庭，来到内地，这是当时的潮流。我当时在香港上了进步的学校，受到左翼作家巴金等人的影响，就秘密参加了青年团，抱着一种报国的思想回来了。这也许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南方周末：反观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报国的书生？
成思危：回顾我这一生，有三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16岁从香港一个人回到了内地，走上报国之路。第二个转折点是1981年到美国改行学经济管理，拓宽了我的专业领域，从科技兴国转向管理兴国。第三个转折点就是1995年参加民建，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所以简单地说就这么三个转折点。
应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我既然从政，就不能脱离政治，我到国外演讲，就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国内立法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我是一个政治家，但我曾努力做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要用学术研究来支持我的政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