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月收入近6千元的公务员工资条，上面个人所得税居然为零。“零税门”事件没有完结。最近的消息是：“相关负责人出来澄清事实，说北京对公务员个人所得税管理非常规范，不存在没交或少交个税的可能”，但“既然已经纳税，工资条上又显示个税为零，则只能证明已有代交方”，这个代交方很可能就是单位的“小金库”。（4月10日《青年周末》）
问题出在哪，媒体锲而不舍地追问，然而面对的却是非对称的对话格局：站出来“剖析”问题、“解释”来由的仍然是“一名刘姓财会人员”、“一名做了十多年财会工作，在多家公司工作过的财会工作者”、“某部委主任科员”、“中央财经大学”的“著名财税专家”……可这些或隐名或显名的解读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公众愈发“好奇”和“猜忌”。
而与这种唾沫横飞的社会舆论相反的却是“应然主体们”的沉默：且不说法律制度如何规定，仅从一般的常理而言，此事件中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的所谓回应也是可疑的，因为“一张工资单个税为零”的罕见事实显然至少是这两个当事部门共同行为的结果。而若要评判当事者短长，显然需要权威的中立第三方，或至少更高层级的监督者调查、澄清、裁判才能服众。
我们并不缺这样的主体，也并不缺这样的制度架构。当某些“非专业”的媒体、网民无意间窥见了某个法定制度上的可疑问题点时，一个正常的反应是：这样法定监督和处理机构应该像遭遇病菌的人体免疫细胞一样，立刻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但直到目前，那些应然的质询主体、调查主体都还没有出现。
这似乎并非孤例，从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周老虎风波”中，也可以窥见法定监管主体们姗姗来迟的身影。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不知道习惯性的“来迟”乃至“缺位”会不会最终成就“看客式”的自然，然后每到什么“热闹”事情发生的时候，近乎迟钝地站在纷扰的人群之外观望。
一个法定、明确、应然、专业的调查处理程序的缺位留下的空间，必将由“无知”的愤懑、刻薄的猜疑、夸张的描述、刻意的扭曲填满，以致病入膏肓后的再行疗救都让人觉得难以扭转固有认识，最终极大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