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
这个让人喜忧参半的数据，不仅让人想起近段时间以来，从民间到学者再到部分学者型官员，都有呼吁减税的声音。
学者和学者型官员的声音，主要针对的是宏观经济和财政收入问题，讨论的是税收结构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讨论税收到底现在是否过度抽取了民间财富，反思以税收作为主要收入的国家财政收入，18年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20%，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年均GDP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福布斯税负痛苦榜的数据表明，在2007年，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据著名经济学家周天勇测算，以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加上预算外收入来看，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至32%.以至于享有“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美誉的吴敬琏日前疾呼“眼下到了该减税的时候”。
民间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普通民众通过实际生活的朴素感受有感而发，因为物价上涨幅度居高不下，而工资却没有什么增长，个人所得税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虽然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一直也就徘徊在8个点左右，但实际上民众感觉到的压力不止于此，尤其是在食品价格上就能有明显感觉。如果你每天在外面吃早餐，这个感觉就会更强烈，三毛钱的包子涨成四毛钱的时候，它的上涨幅度是33％，四毛钱的包子涨到五毛钱的时候，它的上涨幅度是25％。看上去这好像不是什么科学数据，但这就是很多经济学大家告诉你的“生活经济学”，而普通百姓所能感受到的正是这种“生活经济学”，因为它与百姓的生存状态最直接。正因如此，网络上有很多人在呼吁减税，并列举了这两年来一些食品的价格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有关人士因为生存困难也在发出声音。虽有地方就中小企业倒闭专门辟谣，说不存在这回事，但是，有些地方很多中小企业支撑不住的报道见诸报端，有些数据让人看上去都有些震惊。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根本没必要有太多争议，因为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闭着眼睛你也能想出来，面对紧缩银根和人民币对外持续升值这两大压力，它们的困难首当其冲。
数据显示，我国的税收70%以上由中小企业创造，80%左右的就业由中小企业解决。也就是说，中小企业的问题不仅是税收问题，更是关系到就业这个老大难问题。而且，不仅关系到城市就业问题，还关系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此前曾表示，目前在全国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就业人数已近1.3亿人，很大一部分是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你很难想象一些省份进行的“工资倍增计划”能够如期实现。在体制内外仍然泾渭分明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工资倍增计划”的人，恐怕大部分只能是那些体制内职员。
但是，面对上述有关减税的呼声，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研究员张培森就表示：“考虑到物价的因素，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增速比较正常，如果没有这样的增速，那么财政支出的压力会更大。在结构调整和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稳定增加收入，只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改善环境节能减排有利。”“化解经济下滑的风险应该从结构上考虑，不能简单地要求减税。”而且，财政部7月8日下发通知表示，今年以来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预计明年的支出压力较大，要求各部门做好增收节支工作。
减税与否的争论肯定还会继续，是否有结果现在来看还不可能有结论。但需要指出的是，税收高速增长除了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压力之外，是否还可以感受到一些更实际的好处呢？换句话讲，如何让民众感觉到税收增长不仅对国家有益，而且对他们也有益处呢？近来，东莞采取向低收入者发放红包应对物价上涨之事，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此，我们暂且不褒贬此事，却需要思考由这件事情引发的命题：税收高速增长到底该如何“让民众分享到果实”、实现“藏富于民”呢？
在实行选举政治的国家，税收问题几乎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每个候选人都需要提出亮出自己的观点，他要告诉民众加税你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减税如何保证你们的公共福利不会受损。我们固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之下，也应该向民众详细解释他们在税收高速增长中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如果不想过多解释，那就需要让民众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切实感受到，让他们觉得在物价上涨和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情况下，税收激增对他们是好事而不是相反。道理很简单，无论在哪个国家，税收增加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如2006年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所说：“税收工作的重心不仅是筹措更多的税收收入，更重要的是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必多讲，社会发展的要求至少要包括公共物品的供给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