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的财税体制改革，在今年呈现出加速迹象。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经济所正牵头组织一份课题方案，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体制改革。这也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财税制度改革。
专家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中央和省市一级财政收入与县乡财政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和上项目，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土经济过热。
有人计算过，以2007年为例，中央当年收入27738.99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4.1%；而承担诸多具体事务的地方本级收入则只有23565.04亿元，占全国的45.9%.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不仅加大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压力，而且分税制改革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这就导致中国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现象。还使得地方政府在面对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时有心无力，并且间接引发了地方政府的各种乱收费和中央政府连续多年的宏观调控不力。
据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走向研究”课题组在《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改革》报告中提供的数字显示：200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0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00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0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000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0%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湖北省财政厅监察处处长付光明分析说：“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有效地提高了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的力量。但分税制改革也出现了各级政府财政权力和事权不对称问题。在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税收权力上收到中央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政府的财政税上收。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基层政府越来越感觉财政捉襟见肘。2003年以后，中央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转移支付等多种改革措施，使县乡财政有了明显缓解，但地方可用财力依然不是很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概念。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指出，所谓事权合理化，就是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要求，清晰、合理地界定清楚各级政府职能范围，使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实现这种比较合理的职能界定，需要制度上有一个稳定的事权界定。而政府事权和职责相对清晰后，往下推导的重要环节就是财权。财权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则是税权或税费权，它涉及在各级政府层级上的税种选择权和税率调整权，包括未来可探讨的地方通过立法确定税种和收费项目的权力。
虽然现在所有税种都由中央政府掌握设税权，但现在中国研究者也意识到，中国地方政府也需要给予一定的设税权。因此，中国财税改革有远景上设税权的问题，还有现在回避不开的税种选择权和税率调整权的问题。这些合在一起，要求财权必须和事权相呼应。
财政是国家各级政权“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可以说，事权和财权的呼应性，是保证财税体制安排能够正常运转的内在要求。当然，也要看到，即使事权有了清晰的界定，财权也因之做了比较合理的安排，不同区域在财力上还会有不小的差异，需要再附加另外的手段，即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使财力和事权在欠发达地区也达到匹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