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日报》2月7日推出“如何拉动中国式内需”专题，建议为了刺激中国式内需，立刻开征遗产税。文章说，中国人自古有储蓄习惯，但这将令国内商品市场永远不能够扩大；而大量遗产都留给后代，造成很大的社会竞争不公平，有钱人的后代长期垄断大量的社会资源，而穷人的孩子则仍处在金字塔的低端，所以应该尽早开征遗产税（2月7日《羊城晚报》）。
从长远角度，通过遗产税调节社会资源未尝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毕竟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围绕现在能否开征遗产税，国内也有过多次争论，反对者声音非常“强悍”：财富持有者信息不透明，财产登记制度和收入监控体系仍是空白，难以对富人群体的财产进行有效核算和监控。此外，民营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多数遗产继承人还是“潜在的”，开征遗产税国家近期也不会增加太多收入，反而会对民营经济造成冲击，引发资金外流。有民调机构调查显示，合计有70.5％的人反对现在开征遗产税。
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的时代里，这个话题会被重新提起呢？尤其重提建议的着眼点，是“拉动内需”呢？窃以为，怎样做相关准备酝酿开征遗产税或许可以讨论，但将开征遗产税和“拉动内需”挂钩，就有点不靠谱儿了，这样的方子恐怕连暂时性的效果都起不到，只会为金融寒冬增添乱局。
能看出来，建议者的指向实际上是忧虑金融创新活动不足，无法盘活民间资金，所以希望通过征收税款，用来建立全民基本医保，建立全民社会养老制度等，从而释放民间消费能力。绕的圈子好像有点大了，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很重要也引人深思：金融危机时代，怎样加强金融创新活动。金融危机时代大搞金融活动？这不是疯话，而是蕴含大智慧。按照一般性的思路，金融危机时代为了自身的安全，金融机构们尤其要收好钱袋子，不搞大动，但这种退守的思路未必总是正确而保险的。
中国政府现在应对危机的模式，思路比较清楚：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尤其在西方需求短期难有起色的情况下，我们努力的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所以才会搞家电下乡，才会汽车下乡，以补贴刺激消费。中国民间有没有钱？有！央行1月13日发布的最新金融统计数据表明，截至去年12月末，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9.73%。这些年来，中国民众的储蓄率始终徘徊在20%左右，远远高于美国4%的储蓄率，爱储蓄甚至被视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储蓄作为“美德”的背后，实际上是金融创新的严重缺失——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基础信贷也很不发达。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曾将中美做过对比，认为美国的市场活力更多是以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服务为基础的。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建了一个安全网，少了很多后顾之忧，而教育、住房、汽车等信贷与金融证券的完备，将一生中不同年龄段的收入进行了很好的配置，所以市场活力很强（监管不当引发危机是另一话题）。
这是美国经济繁荣背后隐形的力量。比较而言，中国正是由于在这些领域的步子太慢了，老百姓担忧住房、上学、生病，要不停地攒钱，怎么刺激也不敢敞开钱袋子。零点集团去年底调查显示，54.5%的受访城市居民表示，2009年将会选择“多储蓄、少消费和投资”的理财方式，只有19.1%会考虑增加个人消费。这与经济增长的需要恰好背道而驰。
现在看来，中国虽然意识到投入问题，但很显然大多数投入还是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在金融创新方面没有太大动作。返乡农民工靠什么创业？河北省工商局2月5日宣布，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金最低一元人民币即可办理营业执照，而且无需审验注册资金。问题是，这种创业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广大农民的消费怎么减少后顾之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步子太慢，教育信贷又迟迟遭遇阻碍，光是靠家电补贴、购车补贴，大家就敢掏钱了？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日前撰文所说，需要体制性政策改革以激励民间创业、投资和工作意愿，否则，就如修了路却没有人和车在上面跑，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所以，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是化解金融危机下内需不足的有效途径。只要制度和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的动力。这是蕴含智慧的加减法。
当然，迎难而上不等于放弃监管，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