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速蔓延，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拉动需求。减税，俨然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必选之策。除了减轻企业税负，为刺激消费，对个人所得进行减税也成为议中之题。在此背景下，社会上有关调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就在去年3月，个税起征点再次调高至2000元。而对此，各界反应不一，有人认为 应调至3000元,还有人建议调至5000元。考虑到缩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逐步调高个税起征点无疑是必然趋势。然而，到底调高到多少才算合适？似乎，谁也给不出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
以笔者拙见，与其花大量精力去纠缠起征点，不如花点心思去琢磨琢磨税率，或许更有意义。
相对于起征点而言，税率这个概念更为复杂。目前，我国针对工资和薪金所得实行起征点为月收入2000元、5%-45%的九级累进所得税率。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按5%征收、500-2000元按10%征收。一旦超过2000元，税率增加很快，可谓“累”得快、“进”得急。而且也过于复杂，相信多数人很难看得明白。然而，其作用却不容小觑。以目前的收入水平算，很多人要面对高达15%-20%的高税率。这对于家庭生活负担较重的工薪族来说，税负压力相对于其收入水平显然过高，无疑加重了生活负担。
回顾我国个税制度的演进历程，1994年开始实施个税税率九级累进制度，之后的改革都集中于起征点的调节，而个税税率却始终未变。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多项拉动内需的举措，而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减轻他们的税收负担，无疑将对拉动内需发挥重要作用。
具体来看，5%的初始税率相对于普通工薪族收入水平，显得高了些。如能降低这一比率，比如调至2%、3%，其意义将大大超过起征点的上调。从这个角度来讲，个税的起征点不必太高，也不必把大部分工薪者排除在税负之外，但完全可以降低低收入段的税率，例如让月收入三五千元的中等收入者每月只缴纳几十元税金。这样，既不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又能让他们尽纳税人应尽的义务。
此外，目前的每一个纳税级别的间距从500元，到1500元，再到3000元，之后就急速扩大到15000元、20000元,级距曲线显得过于“陡峭”。试想,如能将前三级变为一级，比如月纳税所得额5000元以下都调整为5%，则陡峭的曲线将变得平缓，这也会使得2000-5000元收入的纳税者的税赋水平降低。从拉缓“级距”中，也能更好地体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量能负担”的原则，有利于构建“橄榄”形社会收入结构。
细心的人会留意到，目前我们的累进税率都是5的倍数，5%、10%、15%、20%，直至45%，而国外的累进税率通常可见的为1%、3%、35%、83%等数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国的比例数字如此整齐、有规律，而国外的数字显得好像并没什么章法？5的整数倍，这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比率？还是仅仅是方便管理者计算？
一些研究税收问题的专家坦言，税率改革的推进有难度：一是涉及的人群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多，真正需要交纳个税的人数全国只有3000万；二是个税目前在财政收入的占比不足7%，并不是一个显眼的税种；三是科学的调整尚需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需要人大审议，上升至法律的层面。因此，从想法的提出到最终法律制度的形成，颇费时日与周折，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环顾各国个税改革的历史，莫不如此。1981年，美国个税实行15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70%；到2005年，税率的档次减少为6档，最高税率降为35%。1978年，英国个税实行11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83%；到2005年，税率的档次减少为3档，最高税率降为40%。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个税实行19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75%；到2003年，税率的档次减少到4档，最高税率降为37%。不难发现，各国均在新世纪的头几年进行了税率的调整，级次也愈发精简。此外，一些国家在调税率的过程中还考虑到家庭负担，比如对有子女和老人的家庭降低个税税率。这些，对于我国不无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