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有专家测算，全年财政收入破10万亿没有悬念，你如何看待目前的财政收入状况？
许善达：我估计今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目前财税问题上有两个战略方向，实际上是针对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政府拿的太多，另一种意见则觉得政府拿的还不够。
认为政府拿的还不够的理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尚没有完成。社保、医保、保障性住房、三农问题、治理环境等都需要政府花钱，政府手里没钱这些事情就办不到，很多目标实现不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一个经济体中，政府拿的太多，企业的活力就会受到影响，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日子难过，跟政府的税收太高有关。此外，居民手里没有钱也会拖累消费。目前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我认为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角度，但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步整个国家战略，关系到“十二五”规划的落实。
实际上从1994年搞税制改革时这个问题就存在，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方针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当时大家对这种提法没有分歧。但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出现分歧了，2001年税务总局局长的文章就用“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替代了“提高两个比重”的提法。2002年财政部部长的预算报告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都不再用“提高两个比重”这种提法了。虽然从官方文件中不再用“提高两个比重”的提法，而且官方文件中进而提出“结构性减税”的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主张就消失了。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理念或者说战略依然存在。进入本世纪以来许多税收政策的调整体现了这两种理念或者说战略博弈。如今这两种不同理念或战略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这是“十二五”期间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不仅是在文件中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落实这个战略。
新京报：从9月份开始个税作出了新的调整，迈出了减税的步伐，但随后一些地方的月饼税和房产加名税让老百姓感叹减税如抽丝。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许善达：这个问题就与上面所说的两种指导思想有关。有一种意见是继续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所以税收问题上还是主张要加税，需要减税的时候也要尽量少减一点。
比如车船税，这是很小的一个税，收入也不多。人大立法的时候，把1.6升以下车加税的部分否了，保留了1.6升以上的车要加税。但实际上报给人大的方案是1.6升以下要加，因为这部分车多，财政能够多收钱。人大最后作的决议是低档车不加税，从这里看出两种指导思想的博弈非常明显。所以实际上很多税收问题的争论都离不开这两个战略方向，现在双方的矛盾很尖锐了，这是躲不掉的问题。
对工薪阶层的税可以大幅度降低
新京报：从目前的舆论来看，减税似乎已成为主流声音。
许善达：现在可能不会有人公开反对减税。问题的关键是减税的规模，我认为减税的规模应该是千亿数量级，至少要减几千亿的税才能真正发挥效应，给经济注入活力，让基层活跃起来。减掉五千亿才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对财政影响不大。如果减税数量级是百亿水平，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对工薪阶层的税，我看还可以大幅度降低，对资产性收入可以多收税。减税应该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人。我建议政府拿出几千亿的减税规模让相关部门去设计，条件是几千亿必须都减掉，并且让这些钱落到小微企业和个人手里。不要就一个事减一下，这里减50亿，那里减200亿。
新京报：不少研究人士认为，未来税收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你怎么看？
许善达：税收有三类，间接税、直接税和财产税。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来看，财产税的调节力度最大，直接税第二，流转税第三，而实际发挥的调节功能还要看各类税种的收入规模，因此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制结构。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不是能够随意设计的，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经济水平越低的国家，流转税比重越大，直接税比重越小，财产税更不用提。想人为的把哪个税类规模设计大一点是办不成的。
提高直接税降低间接税这个方向没问题，但税制结构不是主观设计就能够完成的。美国个人所得税占70%，你让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重在短期内达到美国的水平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流转税作为第一主体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认为方向一定是这个方向，但是步子一定快不了。
跟规划目标有差距，要赶紧调政策
新京报：“十二五”规划明确居民收入增幅要超GDP，你认为应当如何实现？
许善达：GDP从收入方面讲有三个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GDP意味着政府和企业至少有一个主体的增速低于GDP.目前政府收入增速30%左右，远远高于GDP，企业收入20%以上，也高于GDP，这三个收入中居民收入增速最慢，低于平均数。
要想实现居民收入增幅超过GDP，政策不调整是实现不了的。我曾经向总理建议，政府对“十二五规划”的这个目标每年评估一次，不要到第四年、第五年时才评估，那时评估结论是完不成也来不及采取措施了。如果每年评估一次，发现发展态势跟规划目标有差距，就要赶快调整政策。不然与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执行的第一年，我的结论就是目前的政策还不足以支撑“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能够全部实现。如果这一年的实践结果跟目标有差距，要做什么样的政策调整才能够缩小差距，这就是我建议决策层考虑的问题。
新京报：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支出列表显示三分之二的支出都用于民生，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财政支出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许善达：我认为有一个认识上的看法，但我讲了后很多人不赞成。预算收支表让每个纳税人都能看懂是做不到的，少数纳税人代表能看懂就行了。比如全国人大要表决，常委们就必须得看懂，不懂的就得培训，这些人是应该看懂的，因为他们要表决，要行使权力。
但现在的问题是代表们也看不懂，这是因为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信息披露不够完整，国外议会的审查是非常仔细和严格的，而我们现在这种审查太粗。第二就是没有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常委必须看得懂预算。你是代表，你要看懂了，才能跟老百姓说是怎么回事儿。
现在报给人大的信息量每年都在增加，但人大认为不够，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我认为政府给人大报的信息要增加，同时人大代表们也要提高水平，提高对于预算制度的了解和把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