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改革不能就税论税。任何税收问题都不仅仅是财政问题，尤其是在“税收焦虑症”不断蔓延的情况下。
在房产税问题上，一些专业人士很容易陷入到技术层面来考虑问题。现在一些观点很流行，如完善地方税制、替代地方土地财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我们知道，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高之后，部分工薪族还有进一步上调的要求。在减税呼声很大的情况下，把房产税定位到“抓钱”上，不合时宜。
把房产税打造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成为地方重要财政收入来源的设想，与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这一战略要求相违背。房产税改革的思路需要谨慎梳理。
对普通百姓来说，完善税制之类的说法有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云。这样的说法容易引起反感。为什么要开征房产税，需要对社会公众说清楚。有两点，笔者认为社会公众是可以接受的：一是让占有房产多的人交税，占有越多，交税越多；二是抑制在住房消费上的奢靡，为社会节约住房资源和土地资源。这实际上是对住房消费行为的一种调节，同时也具有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还可抑制房地产投机。
若是按照房产税是财产税，是对财产保有环节征税这样的学术定义来理解我国的房产税，就会使房产税设计为普遍征收的一种税，从而变为增加地方收入的一个措施。这意味着有房产的家庭都要交税，这将会激起强烈抵触情绪，切不可行。
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的房产税只能是个人住房调节税，也可以说是住房消费奢侈税。笔者认为，不宜把国外的做法照搬到中国来，对有房产的人普遍征收。
对个人或家庭征税具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在社会对税收十分敏感的情况下，更要对房产税改革做出全面的风险评估，这包括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房产税普遍征收，社会公众很难接受这种方案，风险大；而对个别行为（投机、奢侈）征税，不触及大多数人的利益，风险小。在征收管理上，前者难度大，操作风险大；后者难度小，便于实施，操作风险小。
税制的功效要真正实现，依赖于征管能力。若是做不到，税制设计得再好，也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房产税面向家庭征收，是对征管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征收，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房产情况不同，家庭状况也不一样，征收机关必须上门一户一户地去核实、评估、征缴，加上人口流动，其工作量之大将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如何定义家庭并给予优惠和照顾等具体情况，以及争议的仲裁，以及仲裁的公正性和可信性等问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房产税都只是一个小税种，但征收成本高。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有限。从这个角度看，房产税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可以大大降低房产税征管过程中的操作性风险。
房产税属于地方税，可以考虑让地方有更多的选择。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有两条重要经验：一是让地方自主选择，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方案；二是让实践来说话，不事先下结论。下一步仍可采取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试点。这样做，留有余地，即使有问题，也便于去纠正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