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来年的财政工作做出部署。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报告中提出要做好八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拓展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调整各级政府财力分配
财政收入集中在中央一级，地方财政赤字过大，历来备受诟病。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指出，从1994年一直维持框架不动的财政体制，需要不断完善。
刘桓认为，健全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与省一级的政府间的财力分配需要调整。二是省与其下面的市、县、乡镇等之间的财力也需要调整。目前的现状是，财权在不断上收，事权在不断下放。只有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才能使得“事务繁重”的地方减少各种乱收费的现象，减少各种政府性基金的设立。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与省一级政府实现分税，省一级之下的政府则由各省具体安排。2009年财政部出台“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但各地实施情况并不一样。
刘桓总结“省直管县”的效果为“不够顺畅”。他认为“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只能分步实施，因为这是一个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联动的问题。对于那些有条件的发达省份，如江苏、浙江，因为其管理水平高，县的范围不大，且县与县之间的差别也不大，可以在全省范围贯彻这一套体系。但对于像河南、四川、广东等这样的大省，如果变成省直管县，将数量众多的县直接交由省级政府去管理，会力不从心，而且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此类省份可以在部分区域内进行试点。
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谢旭人在财政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刘桓认为，预算管理是一个纯“管理”问题。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能力，事先要严格论证，事中要不断跟踪，事后要严密审计。资金划拨后，还需要密切关注，多余的资金要收回。
刘桓认为，目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现状很普遍：有些资金不够用，导致报销不够；有些资金却被闲置，导致年末突击花钱。目前，政府有很多创意产业基金、发展基金、科技基金，以及每年都提出要占GDP适当比例的教育基金，资金投入进去，但运用效果并不理想，这归根结底，在于财政资金管理体制。
当下在立法监督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刘桓提出，要加大人大立法审批的权限，人大不批的话，钱就不能下放。而且在预算审批的时候，要严格把关、要细化每一笔资金：要专门去审预算，而且要审到条款、项目。
中央减税决心大
近日，财政部网站上发布了2012年实行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涉及多个税种。谢旭人的报告中提到“健全增值税制度，完善消费税制度，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
在刘桓看来，政府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又加大对民生等领域的投入，要想不对宏观经济层面造成冲击，需要很大的艺术。
对于增值税改革的试点，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刘桓说还需要时间磨合。刘桓认为这会影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营业税变为增值税，这就将原本100%属于地方的税，拿出75%给中央；同时，增值税扩围是减税。长远的问题，如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等，都需要相应的机制来解决。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认为，增值税在上海进行局部试点，会对周边地区以及相关产业造成影响。可能会造成上海周边的企业，去上海注册；企业可能会更多购买上海的产品，因为相关的增值税可以进行抵扣。向全国推广，会减少这种区域效应，但全国试点，国税和地税两套班子，该如何来分配工作，政府体系内部的具体安排，也会对改革的进程造成影响。
今年在重庆与上海试点的房产税，也引发诸多讨论，是否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呢？财政报告中指出“要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
刘桓认为，房产税立意长远。今年试点效果有限，是因为有限购政策的存在，但限购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必然会渐渐退出；限购令退出后，需要有后续的措施来抑制投机性炒房行为，此时房产税的效果会非常可观。
杨志勇也认为，房产税推广，是躲避不了的。因为地方土地政策模式必须要改变，政府不可能持续卖地。但他指出，推行房产税要回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即用房产税取代房地产交易中相关的费用，避免重复征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