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组组财经数据开始跃入眼帘，全年全国财政总收入可望超过13万亿元。公开数据显示，江苏“两税”总收入超过了1.1万亿元，如扣除海关代征和社保基金收入，全省税收仍逼近万亿大关。
充盈的财政是执政之基。在全球经济一片凄风苦雨中，中国经济依然特立独行，不乏亮色，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强的政府财力即为显著特点。财政收入是综合国力的体现，相比于那些在危机中苦苦挣扎，高负债、高赤字、揭不开锅甚至政府要关门的欧美国家来说，过去十多年间，我们20-30%的超高的政府收入当然可圈可点。
入库的税收都是真金白银。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税法普及，合法纳税的企业与个人增加，纳税人的遵从度提高，征管技术和水平提高等，都是税收高增长的积极因素。当然，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大环境和转型时期特殊体制红利的共同作用下，垄断性行业因其独特的价格管制及不充分竞争，在创造出巨大利润的同时，也贡献了可观的税收。在实体经济较为困难的2011年，银行业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全行业利润过万亿。当然，这些垄断性行业税收贡献度也较大从江苏国税收入构成分析，2%左右的大型企业贡献了80%的税收。
经济集中度增强的同时，财富也日益向少数人集中。仍以江苏为例，去年9月，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至3500元后，有7800万人口的江苏，“达线”交个税的尚不足200万人。有专家测算说，全国13万亿的总收入，如果对应13亿人口，人均贡献度为1万元。而目前全国年人均收入尚不到1.5万元。我省居民收入相对较高，2010年城镇居民年均收入也只有2.3万元，农民年收入接近1万元。这说明，在社会财富的大蛋糕的分配中，普通劳动者收入仍有待提高。
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而美国、日本宏观税负分别为27.9%、28.3%。我们的居民收入尚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在“税负指数”上已跻身高收入国家水平，税负水平超过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民众的承受能力，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最大掣肘因素之一。
中国历代开明盛世都强调轻税薄赋，涵养民生。当下，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倒逼税制改革的加快。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行。企业所得税从3年前的33%下调到25%，以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标志，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也呈下降趋势，对小微企业实施大范围减税等等，多项减税措施大面积推开，数百项部门规费被强行取消。应该说，这些工作已颇有起色。但是，要扭转长期畸形的收入分配结构，财税改革仍有空间。
当然，财政收入增长意味着政府有能力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如何花好钱，事关中国社会管理模式和行政治理结构如何更加透明、精细、科学和高效。我们的现代税收制度建立时间还不长，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和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还不完善，我们的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大”很多，要管的事也比人家宽泛许多。近年，随着社保体系的广覆盖，如何把增收的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用于养老、医疗等社会安全网的构建，政策方向已经明确，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需要加强和完善，这也是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正途。
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的一次调研中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4年了，给我最深的教育就是一个国家要想能应对危机，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发达的实体经济，离不开有竞争力的税制环境，无论是对于转变发展模式，引导内需，还是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实现收入倍增，最终提高消费力，都必须下决心降低总体宏观税负，并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在外需萎缩、投资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内需是重要的增长引擎。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约1/3，不到发达国家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但却有天文数字般的高储蓄。物价偏高、保障偏低是长期以来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如何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计划，将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和社保事业，让百姓有信心消费，这应成为财政收入高增长后的理性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