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月1日消息 据报道，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最新文章，详细解读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文中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重大决策，2012年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在这一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积极财政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个“热词”，通过谢旭人的文章，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清对此作出了评论。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重大决策，我们都知道，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增速回调也有压力，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宏观调控要稳中求进，积极财政政策显然是面临着不一样的挑战，结合谢部长的文章，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关键又在哪？
朱清：这个积极财政政策从近期来看，从2008年我们已经就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财政支出上和收支平衡上采取一定的赤字政策，也就是支大于收。第二因为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当中，由于经济危机等各种原因，可能企业老百姓他可能不花钱，那么为了保持社会总需求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在企业个人不花钱的情况下，政府来多花钱，这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含义。
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税收上来讲，为了让企业多花钱，让个人多花钱，我们可能还要采取一定的减税措施，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谢部长这个文章里，他谈到的积极财政政策，一个就是在财政支出方面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结构性减税，在减税方面。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它有具体什么含义？我觉得还要静观今年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我们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所以过早的来判断我们今年积极财政政策具体有什么含义，具体力度有多大，我觉得还为时过早。
当然说到支出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收入，2011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已经度破了10万亿，所以有人说国库很充足，关键是钱该怎么花。谢旭人在文章当中有大量的篇幅说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境等等，这之中的关键词或许可以概括为民生和减税，前者是提高居民收入，而后者是推动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
朱清：我刚才已经谈到了积极财政政策其中之意，一个就是说支出方面，也就是说企业个人不花钱，我政府要多花钱，那么这里政府要多花钱还涉及到一个，你花在哪，因为我们把这钱政府的财政的资金，刚才你提到去年财政收入超过了10万亿，税收也将近达到9万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财政作为充裕是相对的，是比过去充裕了，但是与我们人民群众对财政资金的需求来看，财政就像我们个人家庭一样，钱总是不够的，所以关键一点就是你把财政资金用在什么方向。
谢部长的文章里也谈到，要加大民生的支出，要更加关注民生，什么叫更加关注民生？也就是说你要把财政资金更多的向民生方面倾斜，也就是教育、医疗、卫生、住房，这些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领域倾斜，严格来说老百姓对财政资金在这些领域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有多少都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搞了一些民生，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些医疗，搞了一些低保，但是它的水平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按照谢部长文章里说的，更加关注民生，加大民生方面的开支，调整财政知识结构，就是要把钱用在这些方面。所以在谢部长文章里他还谈到，我们要用民生，用于老百姓，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你还要消减所谓的三公支出，公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这些会议、研讨会这些都要限制，这就是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一百块钱你用于民生方面有多少钱。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财政支持结构。
另外一方面就是税收，我们为什么要减税？减税的目的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企业的收入，增加企业和老百姓的开支，你增加他们的收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增加企业投资，增加老百姓的消费开支。所以我们今年在税收方面还要采取一定的结构性减税，那么这里就是一点，结构性减税为什么要加一个结构性？这也是我们独创的一个词，所谓结构性就不是全面，不是使税收大幅度的下降，而是说有增有减，有的方面提高一点，有的方面减少一点，关键一点就是我们要让谁负担这个税收，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要让高收入者负担税收，不能让普通老百姓负担税收。所以我认为结构性减税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在税收不单方面进行调整，要降低中低收入者他们的税收负担，又不能大幅度的减税，其中之意就是让高收入者增加税收负担。
在结构性减税的过程当中，大家更关心的房产税今年有没有可能推开？
朱清：从中央的文件当中提出来，就是要扩大上海、重庆的房产税的试点，目前只是这个提法，现在这里面从我们搞财税研究的学者当中，我们看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特别是上海的房产税，它实际上不是欧美国家的财产税性质，因为他基本上特别是上海的房产税，属于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换句话说你过去买的房，如果从一个十年以后你不再买了，你这个房是不用交纳房产税的。
而在欧美国家，国外房产税是一种财产税，不管你什么时候买，财产税的征收是根据你拥有财产的量、你的价值来衡量的，房子价值少就少交税，而上海特别是上海房产税是一种行为税，就是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你2011年以后不再买房了，你原来即使有很多房，你也不用交房产税。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研究房产税试点的扩大，到底扩大的是哪一种模式？因为重庆不仅对新房要征房产税，那么重庆还对于一部分老房就过去买的房，高档住宅、别墅也征房产税，所以重庆模式和上海模式是不同的，这个试点的扩大，扩大哪个城市的试点，是上海的模式还是重庆的模式，我们现在并没有明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能不能就全国范围内征收欧美国家的财产税性质的房产税，这一点我们也在研究，我个人认为在全国范围内近期推行欧美国家的财产税模式的房产税，近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相关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