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一则重磅财税新闻被各大门户网站挂在首页——继上海之后，北京、深圳、江苏、天津、重庆五省市已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参与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的申请。北京已经确定7月1日开始实施改革。
“改革提速了，比原来设想早了两三年。”2月25日，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天永告诉记者，不管企业盈利与否都要征收的营业税是税制改革呼声最强的部分，业内原来预计会在“十二五”末期完成，但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想的乐观得多。
“营改增”只是中国庞大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小步。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童大焕认为，重税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敌人，如果不下决心降低总体宏观税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很可能会落空。
19种税和若干种费
中国企业面临着多少种税费？
河北省某医药公司财务总监王黎告诉记者：“企业销售货物至少要缴纳增值税，如果该货物属于应税消费品还需缴消费税，如果有兼营营业税劳务还得缴营业税。上述三种税，只要缴了任何一种，就还得缴城市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此外，王黎还告诉记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销售货物要签合同、建资金账簿等，要缴纳印花税；公司使用小汽车，要缴纳车船税；公司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土地等，要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有转让不动产及土地使用权业务的，需缴纳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公司经营会有所得就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高工资人员，公司可能还要为他们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上述19种税构成中国现行法定税种。
然而，“税”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层出不穷的“费”。
“各级政府三令五申要减轻企业负担，但是仍然有个别地区的个别职能单位并未理解政府此举的意义。”在近期召开的浙江“两会”上，浙江省人大代表卢康向浙江代省长夏宝龙反映一些部门利用“打擦边球”收取不合理费用等问题。
卢康通过走访多家中小微企业，深入了解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他说，有些税务部门强制要求更换图章，且要求在指定地方制作，但事实却是在其指定的地方制作图章收取600元一枚的费用，而市场价却仅为30元。
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曾经对重庆、四川、江苏、安徽四个省市房地产项目成本的构成以及房地产、建筑两个产业各项税费对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进行了调查，发现各地政府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所征收的费用，除了土地出让金和双重配套费外，还要收蓝图审查费、防雷检验费等多达50余项费用，涉及25个部门，总计占房价的15%—20%。地方政府的乱收费已经成为高房价的重要原因。
中小企业“税感”偏重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2011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榜单得出的结论引发轩然大波。
针对《福布斯》的说法，《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否认，称中国宏观税负低。《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个人、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增值税，财产税六税种简单相加的算法，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同时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10》等多方数据，并采访了多位专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
对此，《福布斯》再度回应称，“税负痛苦指数”并非针对中国。各国情况不一，选取共同点比较可能存在不足，但不能说它不科学。税负痛苦指数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国际比较的参照，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税负水平是偏高的。
但《人民日报》与《福布斯》却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当前税负水平最感到不合理。
中国保健协会日前发布了《中国保健服务产业发展蓝皮书》，呼吁为行业内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成为其中的重要章节。
中国保健协会理事长张凤楼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保健服务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如果不加以税收扶持或者扶持力度偏小，整个行业很难获得大发展。
张凤楼建议，抓住税制改革调整的机遇，统筹考虑对保健服务业的政策优惠，制定流转税、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支持政策，激励社会资源发展保健服务业。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按照这个标准，就宏观税收负担率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不仅早已超越很多发展中国家，而且已经赶英超美。
“没人愿搞实业了”
“我真后悔死做实业了！”彭建海（化名）是山东一家小型生产企业主，他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坦言，如果当初知道自己要承担那么多税费，他绝不搞实业。因为沉重的税费，彭建海失去了生意。
“前几天有一单代加工的生意，原材料进价每吨1.2万元左右，总生产数量2000吨。以我的月产量，6个月可以完工。每吨加上工厂水电气以及人员工资等综合成本200元，我打算出厂价定在每吨1.26万元。这样，半年毛利润就有120万元，这在大吨位产品中，已经不算低了。可财务给我算了一笔税费账，如果每吨不再追加50元，除去缴税费，我很可能会赔钱。最后，就因为这追加的50元对方没有接受，我的生意也没了。”
“你看后就明白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实业，已经做实业的为什么连肠子都悔青了。”彭建海拿出账本，记者看到，以上面这单生意为例，仅国税和地税，企业就需要缴纳进项增值税、销项增值税、销售后增值税、税负、销售收入所得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水利建设基金、印花税和土地使用税等11个税种，加之由税衍生出的各项杂费，彭建海每吨需要缴纳的税费共计395.27元，加上200元的生产成本，每吨600元的加工价格，他最后的纯利润只有4.73元。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呀，为什么就成税了呢？我没有偷税漏税，也没想过偷税漏税，可现在我想明白了，只有偷税漏税我才能活下去。”彭建海说，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开始寻找偷漏税的办法。
经济学家马光远称，在目前经济状况好转，中央财政收入良好的情况下，无论对于企业和民众，都应该进行减税，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考虑产业升级，才有可能调节收入分配。如果经济一旦好转，却首先将“加税”提上日程，一味想办法从企业和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经济转型的根基何在，而收入分配的调节又何来的空间和可能，在以上两者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肯定就是一句空话。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过重税负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马光远认为，“十二五”期间，对于中国而言，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5年，在国家财力已经足够庞大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结构性减税”的主旋律，给企业和民众减负，而不是依旧一味强调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所得已经够多，继续增长只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影响中国模式的转型。如果不痛下决心，如果“十二五”没有一个和谐的税收环境，企业不堪重负，民众不敢消费，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