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和执行两个层面的互动将构成下一步税收改革的重要维度
2011年以来，从美国国内财政预算方案对税收问题的反复讨论，到日本野田内阁对国内消费税的议案，再到欧洲对金融交易税征收的讨论，随处可见经济形势变化与税收制度发展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与之相应，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税收的作用也在不断凸现。了解我国税务监管及税制转型的整体发展现状、并对未来作出估计，有助于企业合理分配管理资源并提高管理效率。本文试图从政策及实务等层面，对2012年及以后一段时间的税收政策和实务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猜想。
趋势之一：继续加强税收征管
近年来，中国税收征管体系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有理由相信，随着行政执法体系的完善，特别是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中国的税收征管体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以下一些变化趋势值得关注：
事前管理向事后稽查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税务管理过程中存在较多的行政审批事项。其对纳税人纳税遵从的管理，大多通过事先审核和审批的方式进行。
从2011年起，根据国税总局25号公告建立的新的所得税财产损失申报制度，取消了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的审批要求。其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就是将财产损失由自行计算扣除和审批扣除改为清单申报和专项申报制度。这一举措旨在强调企业的合规责任和税务内控管理，并强化第三方专业机构的鉴证作用，与税收征管方式的整体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25号公告还要求纳税人建立健全资产损失内部核销管理制度，及时收集、整理、编制、审核、申报、保存资产损失税前扣除证据材料，方便税务机关检查，同时纳税人还应及时对财产损失进行评估，及时对税务处理进行调整。
25号公告代表着税务管理向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未来税务机关的监管将更偏重于事后稽查，集中于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税务稽查工作。比如，对特定财产损失证据的真实性、充分性和合理性进行抽查等。通过发挥纳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力量来降低征管成本，并提高税务遵从的目标.
这一税务管理思想的转变，还体现在转让定价管理方面。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发布了第一个预约定价报告，鼓励更多有条件的跨国公司通过预约定价安排来解决转让定价问题，以便在交易开始阶段就能对转让定价风险进行管理。在当前全球经济全面走低的环境形势下，安排这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来解决庞大复杂的转让定价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更加重视跨境交易
2011年，我国共征收非居民企业税收1025.89亿元，比上年增加247.33亿元，增长31.8%.
一方面，税务征管的加强体现为对税源的严格管理和征收。以企业通过转让海外公司股权间接实现转让境内公司权益为例，首先是698号文出台两年多来，股权交易双方对报备义务的了解和遵从程度大幅提高，报备的交易基数激增；其次是各地税务机关对间接股权转让的技术判断水平和征管意识都有显著提高；最后，由于间接股权转让的税额一般很高，各地纷纷加强对间接股权转让的监管力度，拓展信息来源，增加信息收集的主动性。
另一方面，则是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对商业交易促进和协调作用，从而实现有限的平衡。以企业申请税收协定的受益所有人待遇为例，从601号文到近期的30号公告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努力对税收制度中的复杂问题给出明确的指引。
而下一步，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征管，将会成为未来税收征管的重点之一，无论是对税务当局还是对纳税人都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通常而言，税务征管基础来源于对交易的事实认定，也因为这样，企业加强税收风险管理意识，为交易所作的资料准备等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
企业税收风险管理和税务鉴证
国家税务总局对于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管理极为重视。2011年出台的《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规程》重申，要求企业通过建立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来加强税收征管的目标。
而随着征管法的修订，如何合理分配税务机关、纳税人和中介机构在税收征管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通过权责平衡的方式促进征管发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其中，规范税务鉴证报告，发挥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企业内部税务管理的鉴证作用，使其成为税收征管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可能的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外部形势不容乐观，内部转型逐渐加速；对于企业经营和政府财政都构成了较大的压力。因此，加强征管应当还是未来的税收主旋律之一。而随着中国经济和法治化的发展进程，未来税收征管势必将越来越多地以法治化为中心，不断在强化纳税人权利保护和提高征管效率之间求取最佳的平衡。
趋势之二：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减税
如果说加强征管是税收制度发展的自然趋势。那么，回顾过去，不难发现“减税”则一直是改革的“主旋律”之一。结合当前的情况，“减税”的推动力至少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纳税人，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纳税人对税收立法的积极参与，对财政支出的积极监督都形成了对减税的隐性要求；再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如何撬动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达到保持国内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是政府最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而减税无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投资的一项重要手段。加上这两年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等问题的出现，减税更加成为既能和谐民生、又可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首选之一。
然而，毫无疑问，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形势下，面临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在完善中国税制的前提下，减税的实质必然是“结构性减税”。未来的减税措施将更讲究受益对象的针对性和特定性，因此在政策适用面、制度设计上可能会更显精细而富有选择性。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综合了级距和税率的调整手段的最终结果，是低收入者减税幅度大，而高收入者可能产生增税的局面。
同样，这一特征也会体现在税制优惠的行业选择上。比如根据此前的报道，服务业、物联网、动漫、农林牧渔、新能源，以及与改善民生有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行业，还有“走出去”企业等（对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的新规定已经体现了这一意图），有望成为来年减税优惠所眷顾的领域。
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意味着，并非所有应税行为或纳税人都可享受减税，这种选择性的做法其实更多地包含着政府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意图。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才是包括结构性减税在内的一系列财税政策的真正指向。
下一步，可能会有更全面的资源税改革，包括对饱受争议的稀土资源出口问题，如何有效利用税收杠杆保护国内资源也将成为关注焦点之一。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进一步扩大、房产税改革、消费税调整等多方面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实施，都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税制改革中或急或缓的方向。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都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如何有效利用税收制度为经济服务，从目前来看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路线图。一方面，税收征管的持续完善将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和税收征纳水平；另一方面，有效的结构性减税将为经济模型调整提供助力。政策和执行两个层面的互动将构成下一步税收改革的重要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