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50多年的默默耕耘和无私贡献，自2002年起，中国农民迎来了他们的“黄金十年”。
这十年，终止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削减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推行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了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战略……
有减有加，减的是负担，加的是收入。这一加一减，激发了“三农”的潜力，振奋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粮食生产创造了半个世纪以来首个“八连增”，并首次站上了11000亿元的新台阶……“三农”交出了精彩的答卷，农村大地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减赋税增补贴 农民无负一身轻这是一组让人纠结的数字：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1；1983年，这个比例降至1.82：1的最低点；但到了2003年，这个比例又扩大到3.23：1.冰冷的数字背后反映了一个矛盾的现实：在中国经济大步向前的时候，农民，这个占据着中国50%以上的人群，正被抛在中国这辆高速前进的列车的后面。
如何缩小横亘在城乡之间这道“鸿沟”，建立城乡居民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成为摆在十六大面前一项庄严的任务和使命。
提纲挈领，党的十六大直指城乡二元体制——问题的症结，首次开创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至此，统筹城乡发展成为贯穿中央连续出台的9个一号文件中的一条红线。
从“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到“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思想新理念，正在开启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纪元。
“种粮不缴税，念书不缴费，看病不太贵，老了还发养老费。”这是流传在福建省连江县筱埕镇官坞村里的一段顺口溜。
这段顺口溜不仅是官坞村人的心里话，而且浓缩了近十年农村所实施的重大的惠农政策。
从彻底取消农业税到实行农业“四补贴”，从实施义务教育到新农合、新医疗的全覆盖……在强农惠农富农、“多予少取放活”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一系列具有里程牌和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新举措喷薄而出。
作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连江县筱埕镇官坞村党委书记林哲龙曾专门做过统计。他向记者表示，从种粮直补、粮种补助、农机具补贴、沿海地区燃油补助到电器“三下乡”等，近10年政府对农民推出的财政补贴达30多种。
据林哲龙介绍，目前他们村种海带和鲍鱼，国家不仅不收一分钱，一年还有两三万的粮油补助。“国家不收税，农民直接收益。假如仅农业特产税这块没有取消，按照官坞村现在的产值，我们近两年就要上缴2000万元的税收。”
统计显示，自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
在减负的同时，国家相关的财政补贴却在不断地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从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53亿元，10年累计达7631亿元。
保障体制也在逐步健全。在官坞村，不仅小孩上学不缴费，而且加入新农合的农民，一年一人只交50块钱，看病就能报销60%.“大病统筹，十万之上再报销20%.老百姓出20%的钱，就解决了大灾大病的问题。”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却是最有说服力的。2011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8.32亿人，农民参合率为97.5%；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5313.5万人和2662.6万个农户，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的愿望正在实现。
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据林哲龙介绍，作为全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官坞村去年的人均月收益是2.5万元，今年预计将达到3.5万元左右。
“福利和待遇已经和西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林哲龙说，去年韩国一家公司曾到我们村招人，开出一年30万元的工资，但最后也没有招到人。“你想，在家一年就能挣到三四十万的工资，谁还愿意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
捷报再传。近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在京发布《2012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预计今年粮食在高起点、高基数上有望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九年增产。
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有望接近10%.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出2.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由上年同期的2.77∶1缩小到2.72∶1，为近年来同期最低，并连续三年呈缩小态势。
农村变美了，农民富裕了，日子越过越甜了。沿着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一个绚丽多样的城乡一体化的画卷正铺展在亿万人民的面前。
增源扩渠 农民收入节节高如果说减赋税增补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条件，而扩展农民的收入渠道，却是农民“强身健体”的基石。
自1978年开始实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后，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为了致富奔小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争先恐后地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谋业，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
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据悉，从1979年到2010年，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两大主要构成部分，合计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0%以上，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31年增长了19.59倍，而农民工资性收入则增长了20.99倍。
作为农民工的一员，张丽显得比较幸运。自离开河南老家，和丈夫夫唱妇随来东莞打工近十年的她，现在东莞下属的一个小镇已买上房子。虽然背负了十来万元的债务，但看着目前的生活，张丽并不发憷。
虽然买上了房，孩子也在当地上了学，并讲起了普通话，但张丽知道他们与当地人之间还隔着厚厚的距离，那就是当地的户口。
不过张丽提起未来，还是非常乐观。她告诉记者，东莞正要筹划出台一项政策，就是在当地住到多少年后，就可以申请转“正”了，至少到时孩子入学不是问题。
其实张丽不知，相关政策早已出台。据悉，2010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截至2011年7月，广东已有15.3万名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实现了城市梦，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坚冰不仅在珠三角开始融化，而且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改革步伐。
在改革的先行地打工，张丽无疑是幸运的。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户籍上所附加的不同的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保障，仍然横亘在众多打工者面前，把他们排除在他们工作的都市之外，作为异乡人而漂泊着。
不过，梦想正在照进现实，张丽就是典型的代表。户籍的屏障正在露出缝隙。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即将拉开大幕的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保的并轨，也为农民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保障“大伞”。
除此之外，休闲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乡镇企业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正推动着我国农村迸发出蓬勃的活力。官坞村的成功也来自于此。
谈起官坞村成功的经验，林哲龙认为，关键还是在人。“同样的山，同样的水，人决定一切。”“天时地利人和，关键是自身要发展。”
1995年，时任村党总书记的林哲龙以村委会的名义创办了官坞海洋开发有限公司，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当时的村党总支书记林哲龙兼任村办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其他两委干部也分别兼任企业的厂长、车间主任等。公司下设海带育苗场、鲍鱼育苗养殖场、水产品加工厂、海水研究会等经济实体，建立了以科技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集育苗、养殖、加工、开发、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雏形。
“目前，公司采取了五种机制来运作。有钱就做股东，没钱就打工，技术参股，科技投入，还有管理提成以及责任利润等。有了健全的体制，管理起来也很轻松。”林哲龙说。
随着规模的壮大，像官坞村这样的专业合作社正成为当下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有分析人士表示，专业合作社不仅可以使农户抱成团，进行统一的销售和购买产品，还可以为农户提供保障，增加他们抗灾抗病的能力。
据悉，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5年来，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依法登记的专业合作社达到55.2万家，实有入社农户达到4300多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7.2%.入社农户收益也相对可观。2011年，专业合作社创办的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达424亿元，成员从专业合作社获得的盈余返还达168亿元，入社农户的收入普遍比其他农户高出20%以上。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农业不断转型升级，千百年来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传统农业正在大跨步地向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有专家表示，只要减负和增收这两个轮子转起来，农民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必然会越走越轻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