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和在外打工的同学聚会，聊的最多的就是家乡的道路宽敞了，环境整洁了，家乡人更注重休闲文化了，生活品味提升了，感叹之余，更觉漂泊在外的辛劳，徒然增添“叶落归根”的伤感。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我，陪伴着耶溪河的水，流过了风风雨雨、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也许人上了一定的年纪，害怕淡忘往事，和母亲唠家事时，她总是回忆着她年轻时的总总，不时一桩桩、一件件过滤，我也在这沉淀中感知亲情的关爱，家的温暖。小的时候，家里贫寒，仅有的食物来源就是自家田地里的收成，偶尔父亲从小河中幸运的抓到了几条小鱼，蒸好了放在饭桌上，等着放牛回家的哥哥一起用餐，不懂事的我一个人吃个精光，为此父母没少拌过嘴，而父亲从来没有沉下脸来训斥过我。村里下放来一批上海知青，除了他们有“穿皮鞋的脚不会走泥巴地”的“传说”外，他们带来的就是各种颜色的糖果和饼干，而享受的最多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我们既害怕他们靠近，又特别想得到他们手中一把的奶糖，于是经常在村里的墙头墙尾探头探脑，用怯生生而又渴望的眼神，就象是动物园中供人观赏的一群小猴子，而得到心仪的糖果后就会一哄而散，留下来五彩缤纷的糖衣就装饰在纽扣上。山村的夜晚来的格外寂静，山林中各种生物的响声更添几份冷寥。我最担惊受怕的就是灯昏如豆的夜晚，暴风雨来临的时候，简陋的土坯房在风雨中飘摇，父亲就会把一家人叫上，冲到相对矮小的厕所里，战战兢兢的躲避这个非常时刻，等到风停雨息，回到四处漏雨的屋时，周围一片黑暗，也不知村里的哪根电线又被风刮断了。

　　感谢我的外公外婆，感谢那段令他们难忘的辛酸岁月，从萍乡城下放到穷乡僻壤，而母亲的坚守孕育了我们兄妹三人的生命，返城后的他们没能拖走母亲，而时隔多年后，家里盖起了砖瓦房，舅家从几百里外的城里带来了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那天点起了过年才燃放的鞭炮，迎接“奢侈品”的堂堂入室。一吃过晚饭，村里的大人、小孩就不约而同的聚到我家厅堂，早到的坐上椅子、板凳，晚到的也不会站着，拿两个晒谷萝倒扣着，中间横搁着一根扁担，往上一坐，怡然自得，而我则像放映员似的骄傲的打开电视，仿佛这一切全然是我导演的。长长的夏夜，大人们不看到出现黑白豆腐块决不散场，最要命的是我从此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帮母亲抬尿桶，大人、小孩的小解就全部在房门后的一个桶，两三天下来就要抬到厕所去倒，那两年我家的菜园也格外的苍翠，除了劳作的父母，还有“贡献”的他们。

　　九十年代，开始贯彻上级的“特色农作物”连片种植、管理。烤烟生产在家乡如火如荼的开展，家家户户在外地有经验县市的师傅指导下，建起了一座座酷似碉堡的烟房，值得欣慰的是，村民收入确实大大增加了，当年还被评为县里的烤烟生产先进村，电视也已不再是新鲜物，而我家的夜晚也不再是人声鼎沸。大哥结婚了，嫂子的陪嫁最惹眼的就是一台彩电，我们再也不用把彩色薄膜贴在陈旧的黑白屏幕上权当多姿多彩的世界。我也读到了县城的高中，在那条通往县城的沙石路上，一走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考到外面的学校。离开了家乡，才真真切切体会到家的含义，在家只知他是吃饭、睡觉的地方，而此时才知“父母兄弟”，才知“魂牵梦绕”，父亲写信告诉我说母亲和镇上的一批人上北京旅游，而收到这封信，日期已过去几天了，我只有遗憾地想象他们经过这座城市时，我一定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那时母亲也一定想下车看我一眼，而我当时竟浑然不知。假期回到家，母亲说这辈子值了，享受了一回常人享受不到的——坐过飞机，上过京沪。

　　前段时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山村，那延伸到家家户户门口宽敞的村村通公路上疾掣着满载商品的摩托车，村民不时对我们的归来报以热情的招呼，成排成行的新农村正在有规划的建设中，大半辈子的“泥腿子”也穿上了镗亮的皮鞋，轰鸣的机械化生产正日渐代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农耕生活，而温暖的阳光也普照着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项项农业补贴，一项项优惠政策深入民心，白墙青瓦和谐的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在家的壮年劳力明显少了许多，富足的人们开始走出去，他们艳羡着外面精彩的沿海城市，在为社会创适财富的同时，也在建设着自已美好的家园。

　　驻足回首，三十年的光阴，已是近半个人生，可以零零星星发生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事，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沧海一粟，桑田一隅。我庆幸自己生在这个平和的、发展的时代，我们迎来了熊熊燃烧的神圣火焰，尽管我们的土地被天灾无情的撕扯着，但是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止，雄心壮志不会泯灭，我们的祖国就象珠峰，在风雪中傲立，我们的家乡在荡漾的春色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艳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