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刚从军校毕业，有幸留在机关，却在办公室里住了将近有半年多的时间。

　　那时候的生活是多么的恬淡从容啊。每天下了班，同事们都走了，偌大一个办公室就成了我的天地。打扫完卫生，给自己重新泡一杯茶，看新闻联播，跟播音员学普通话。然后拿出自己喜欢的书，一直看到深夜。那时还坚持记日记，记的最多的是对女友（现在的妻）的思念，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那时我的工资是四百来元，寄给家里一百，自己的花销，抽烟、买书而已。烟瘾不大，口味不高，一月也就五六十块的烟资。买书不多，也不频繁，看完一本才去买下一本。我从不买精装书，嫌贵（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是早就想买的书，也很少贸然出手，总要左挑右拣，“货比三家”，一选版本，二比价钱（那时的书已经很不便宜了），买的最多的岳麓书社普及版的典籍。那时我案头的书不多，二十来本，但都是看过了的。常看到有人书房里堆满和了精美的书，很多却动都未动过，心头很诧异，甚至有些不屑。

　　那时看书，就如记忆中的美味一样，先还少时的心愿，从没有工资时想看而看不到、看不起的书开始。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买回来的是四大名著，读了一遍，然后单把《红楼梦》留在案头，又断断续续地看了两三遍，其中的精彩场景、情节，都能复述出来。尤其喜欢大观园中那些的伶牙利齿的女人们。上至尊贵的太太夫人，下至卑微的丫环厨娘，任谁一张口都是字字珠玑，妙语连连。记得一次凤姐还是平儿使一个新来的小丫头去传话，一通话里说了七八个她，她她不同却她她清楚，说的流畅，听的明白，羡煞了笨嘴拙舌的我。

　　四大名著之后，囫囵地看了好几遍《史记》，还写了几篇豆腐块发在小报上。因为看《史记》，还买来两本《训诂学》（是哪个大学的中文教材），也是囫囵地看，看完了也就完了，太高深、费劲了。也看了不少读来轻松、读后却费思量的，先生，茅盾，巴金，丁铃等等。先生的书是非看不可的，其他的是按价钱沽来的，并没有目标。还零零碎碎地看过一些时髦的杂书，如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叶永烈、权延赤（赤延）的传记等等，当时图的是困倦时的热闹醒神，现在早就原样还给作者了，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屋。一床，一桌，一椅，一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安顿了下来。搬进去的当晚，在此起彼伏的卡拉OK的伴奏中伏案读书至深夜，才发现竟然没有窗帘——我竟然能够清晰地看见对面歌厅里往来穿梭的服务员。急中生智，扯下床单挽上去，才对付过了第一晚。后来说给妻，她一点也不顾忌我的窘迫，笑了个花枝乱颤。

　　毕业时间不长，大概是那年的七八月份，首长来我们单位调研，抽空把我们几个当年毕业留在机关的校友召去座谈。当他问到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时，一位女校友立马接过话说喜欢“看点书”。首长本就是个儒将军，读了不少的书，也出了不少的书，一下子来了雅兴，侃侃地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然末了不忘勉励小鬼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天真的我引以为知音，几次跑去交流读书的心得，却发现是个地道的花瓶而已。后来才知道，她是当地一位高干的千金。呵呵，耳闻目睹，官场的急智多了去了。

　　婚后不久，妻辞了工作，随我到了边地小城，更在业余生活中多了一份卿卿我我的情趣。看书的时间少了些，但生活依然恬静淡泊。

　　如今栖身在更大的城市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也可以拿出更多的人民币去购买心爱的书。可是我拥有的书却止于1998年买回的一部《资治通鉴》（以后又买过其他出版社的——原因是第一次买的字太小，印刷质量也差——和《续资治通鉴》）。十年了，一部《资治通鉴》才走到了三国。

　　心儿，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很难回到那种恬静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