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起的早，玉米地里还有几个垄的苗没有定，我让妻子在家做饭，我去地里干活。刚干了一会儿手机就响了，是妻子打来的。接通后我问：“刚出来就打电话，有什么事呀？”妻子说：“有个人来找你，说有事情给你说说。”

　　我因为喜欢写文章，名字偶尔的就在报纸上露一回，所以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了。常有人找我反映些问题，我整理好后寄给报社。许多问题通过报社转信得以解决。我回到家，见是一名看上去50岁的中年男子。还没有坐定他就急急的说，我常在报纸上看到您的文章，知道您能办成事……

　　听完他的讲述我知道了他的情况，中年人姓李，在邻县的一家“拔丝厂”上班，今年上了半年的班了，工资一分也没有拿到，不仅今年的没有给，年前还有三个月的没有给，加起来有近两万元的工资了。每次向老板要钱老板都说没有钱。老李的妻子病了，要去市里瞧病，手里没有钱。他想通过我向报社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向老板要回工资来。他的事让我犯难，如果这事发生在年前的话，正值农民工讨薪期，事就好办了许多。现在是奥运会前夕，反映问题的稿件都压下了。话说回来，就算是报社派记者下来解决，事情也不会很顺利的，最起码钱不会很快的到老李手里。

　　我给老李讲了我的看法，老李央求我去他们厂子找厂长给说说情。我说我又不是记者，去也没有用。老李很失望的告辞，我说走了这么远的路吃了饭再走吧。老李憨厚的说，不了，我不饿。

　　望着老李那失望的神态我很是于心不忍，人家大老远的来找我不就是因为对我信任吗。对我的信任是来自对农民报的信任呀。这样一想心里更不是滋味，我叫住老李说，要不我去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你也别报什么希望，老李很是高兴。

　　吃过早饭后我从箱子里找出通讯员证带上，说实话，我虽写过不少文章，但采访时没有亮过通讯员证。如果是常看报纸的人不用亮证，只要说出名字对方就说有印象。如果是不看报纸的人，亮出通讯员证来人家也不会重视。

　　来到老李的厂子里见到了厂长，厂长见老李领来生人，脸色很难看，冲着老李喊，我说不给你钱了吗，我现在不是没有钱吗，你叫记者来也不管用，别说我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

　　我亮出通讯员证让厂长看了看，我说，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记者，我只是报社的通讯员。厂长眼睛一瞪，就是记者来了我也不怕。我说，我今天来是为老李讨要他应得的劳动报酬，并不是来向你借钱。你不用那么凶，你说你不怕记者，这话我信，但我敢说你们县里、乡里的干部怕记者。如果让记者来了，一定会通知领导的，到时候让领导和你说，估计你的厂子还能不能开还是个问题呢。

　　老板假装镇静的说，我不信记者能听你的，你叫他来就来呀。我笑笑说，你要是不怕咱就试试。三个小时记者准到。厂长被我的话唬住了，思考了一会说，账上现在真的没有钱，我想想办法，先给老李一万元，让他给他妻子去瞧病，余下的钱过段时间一定给老李。

　　傍晚时接到了老李打来的电话，说老板给了他一万元的工资，余下的两个月后给清。电话里老李说要来感谢我，并要给我500元的跑腿费。我说事情解决了就好了，你不用来看我，报社有规定不让通讯员收钱，你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的话，明年订份报纸吧，我要不是常在报纸写文章的话，相信厂长是不会轻易给钱的。电话里老李连说了好几个“是”。

　　哎，你还别说，这通讯员证还真的就管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