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书的挚爱源于一次听书。5岁那年，已读了初中的哥哥曾在一个晚上就着不太明亮的马灯给我读牛流的《烈火金刚》。书中的史更新与猪头小队长在水里殊死搏斗的场面令人难忘，丁尚武在雨夜跟踪史更新，且不即不离的情景扣人心弦。于是那纯净如水的心灵，因有了这等传奇色彩的熏染，对书就自然产生了好奇和神往。似乎从那时起，我就凭着哥教给我的一些字去读一些连环画，遇着生字便问；识字多了，也就把家里的几本破书全读了。

　　我的学生时代正处在文革上，除了背诵语录，就是《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老师叫我背那红皮的书，我居然在一个早上背完了“老三篇”中的两篇，那三百多篇语录段子哪够我背呢？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天生与书有缘吧，总之，少时只要见了书便要读，读完便去找，找不到便失落。有一次，我和同村的几个小孩在林间挖猪草，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木屋，据一个名叫千力的大孩子说，这是“钢工总”的指挥部。当时，门虚掩着，屋里没人。那千力又大悟似地说，这些人都武斗去了。我们一涌而进，用竹篓装载各自需要的东西：有拿红卫兵袖箍的，有拿各种传单的，有拿备作标语红布的，还有拿削得光滑的木棒子。而我瞅准了东墙角落里的一堆书，搂了几抱装到篓里便逃之夭夭。

　　突然间拥有了这么多书，简直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淘金者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储量丰富的金矿，我兴奋得有点忘乎所以了。回家后我把那个曾经用来养鸟的无盖的破旧木箱卸下来、洗干净，请人修补一下，在那木箱中间钉了两层隔板，就往那木凳上一放：一个怪模怪样的书橱便立在我那土屋里。虽然箱子黑不溜秋，相貌丑不拉叽，甚至那些书也破破烂烂、高低不一，但对于一个喜爱读书的孩子来说，那种无言的满足，暗自的欣幸，那种由此产生的各种美妙的读书情景似乎构成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幻影，一齐笼罩在寒碜的书橱上。可是，读过初中的哥哥却不高兴了。他说，这些书都是造反派从各家各户抄来的，是“毒草”；谁看谁就是反革命。我虽不知此话的分量，但知道自己作了一件并不伟大的事。结果，他帮我挑出十来本，余下的全藏到地窖里去了。得了这十本书，仿佛有了本钱、家当和底气：我在读完了这些书后就频频跟人交换，因此读了许多我不曾读过的在那时也不能买到的书。我曾用《晋阳秋》换来别人的《小城春秋》。没想到一读那书，我便痴迷；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个性毕现、呼之欲出的人物弄得我茶饭无味、手不释卷。我几乎是在草棵间、山坡下、田埂上穷尽各种贪婪的姿式读完这本书的。特务头子赵雄、革命家李锐、美丽的秀苇、睿智的四敏，还有那秀苇与剑平伞下的温磬与挚爱，赵雄与李锐的友情与敌对及监狱里的组织有序的大暴动无不深深烙入我记忆的皱褶里……可是，当我想起要还书时，却发现那书已被我翻得面目全非了；跟原主换书时，人家不仅扣压了我的书，还要我再赔一本“像样的”。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平原枪声》搭了进去——白白地丢了两本书不说，仅那心中的遗憾和痛惜就折磨了我好多年。

　　我在小学似乎只读了两年书，不知咋的就到初中去了。那天，一个同学要用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跟我换《苦菜花》。我用牛皮纸把书包好夹到掖下走进教室。给我们上课的是校长，他给我们讲《农基》的知识。虽然他讲得唾沫四溅，但在我听来来却是索然无味的，于是便在桌下偷偷打开了《苦菜花》；正读到娟子一人在山路上行走时，却被校长逮住了。他当场没收了我的书，并在下课后将我带到他寝室里。在满屋的潮霉味儿里，我接受了训斥：“你一个小孩怎么能看黄书、毒草呢？……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资产阶级文化的命……”就这样第三本书失却了。

　　76年“四人帮”被粉碎，77年恢复高考制度。在复习备考期间，听说我的一个教中学的表姐夫手里有一些资料，就去找他。可这位亲戚说话总绕弯子，云遮雾罩的。只到我第二次提出用七本书跟他交换的条件后才得到了复习资料。谁也没想到，这次考上的七人中，最终只有四个人走进了大学校园；我和另两名青年都因调查人员听信一面之词，在政治审查（社会关系状况）栏里写下了一些不让人“腾达”的“箴言”而被地方政府“挪作它用”：我们怀着一颗失望得快要破碎的心走进了当地的教师队伍。当我拿着复习资料去跟那亲戚换书时，他淡淡一笑，说：“这些书就放在桌子上，不知是谁都摸走了。”呜呼哀哉！为了这最终没给我带来希望的考试，我赔掉了我所有的家当。七本书，我的七个朝夕相处的朋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我而去！在那一刻我的心几乎要碎了，为那份温馨甜美的回忆，为那种难舍难分的友谊和深情，也为表姐夫在丢失了别人东西后的坦然和木然。

　　好在78年以后的文艺春天降临，许多被打成“毒草”的书都纷纷出版了。对我而言，也许自由买书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可是我那时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还要抽出钱照顾弟妹，只能将不该花的钱全部节省下来。我攒了一百三十块钱（在当时可买到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在一个下午跑到一个书店，用这笔钱买了五十几本书。当我把两条塞满书的编织袋从车上卸下来时，校园里的人将我围住。他们以为我买回了什么稀物儿，当见到满袋书籍后都摇头叹息，以为这小子定是疯了。我当时确实有点疯狂。我一本一本地端详那些书，用手抚摸它们光滑整洁的躯体，使劲地嗅那沁人心脾的淡淡的墨香。那心境有点像武士轻拭宝剑，射手抚弄良弓，骑士安慰战马……这次购书有点杂，国外的名著，如高尔基的《母亲》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国内的除了四大名著外，还有巴金的《家》《春》《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玻的《暴风骤雨》老舍的《骆驼祥子》，除此外还有赵树理、马烽、西戎、王蒙、邓友梅、宗璞、碧野、于黑丁、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茹志鹃的小说……

　　有了这些书后，我的业余生活充盈起来，内心世界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些书总把我从现实生活中带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去见识一些令人惊叹而神往的情景，去感受各种不同的内心世界和个性魅力。我的感情随着自然和人生的生动描绘而激荡、澎湃，我的爱心随着人性的善恶、美丑、高下的比照而趋向丰盈，我的意志也随着各种艺术灵魂的挣扎、抗衡、锻造而愈加坚定、顽强。这样以来，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也在各种文句的暗示和点化下，顺着一种健康的轨迹向一个高度升华。这些书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拓宽了我思想视野，而且浸润了我干枯的灵魂、洗涤了我心中的浮华、涵养了我的学识、品性，还使我驱散了蒙昧、摒弃了狭隘、战胜了自卑、增强了自信，使我逐渐成为生活、工作中的强者，而不是一个猥琐、卑劣、污浊的小人。

　　这些书虽好，但最终也与我分手。因为除我而外，还有更多喜欢书的人。首先是学生。我在教学活动中每周为他们开设一堂文学欣赏课（这经验早在九十年代初已被我写成教学论文发表了），读小说、评文章，以培养语文情愫。这一作法在得到赞赏的同时，学生的目光也就投到我那些书身上了。每年的寒暑假来之时，我的屋里总是挤满了借书的学生。他们有的主动打借条，有的伸手便拿；还书时有的准时，有的能拖几个月甚至忘了“归期”。其次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来做客，一旦看到自己喜爱的书，便手不释卷，便要带回家。作为主人是不可能拒绝的。久而久之，那几十本书也只剩下个零头了。八十年代初，我曾订阅过好几种杂志，其中的《小说选刊》属精品。为了妥善收藏，我按季节装订，每年分成四本，连续五年不间断。就是这套精心裱糊的二十套书集眼下只有一本还留在书橱里……

　　书的流失曾那么让人揪心、伤痛过，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感觉也渐渐淡去。是啊！书原本就是让人读的。有人读的书，总比束之高阁要强得多。书应该属于全人类的，不应只属某一个人。如果把书比作空气，这空气只有流通才能孕育生命；如果把书比作江河，这江河只有运行才能浇灌大地；如果把书比作春雨，这春雨只有普降大地才能催开花朵。

　　这些年来，我先后丢失了近两百本书，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书的价值却真正得到了体现。一本好书能拯救、成就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或社会。如此看来，我的那些书流失得还是颇有价值的。或许它们早就成为“渡”人的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