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税收体系的一些设想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税制改革似应符合如下要求，即：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公平竞争，调节收入分配，改善宏观调控，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统筹兼顾。从长期制度建设看，应当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推进税制改革。从加强和改善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看，可能应当强调公平税负，结构性调税，发挥税收政策特有的调节功能， 做好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相互协调，增强微观经济活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平稳协调发展。

　　一、合理调整税收结构

　　应当根据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导向，以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对财政支出结构和税种结构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明确地体现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的政策导向作用。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税，是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应当在减少政府一般经济建设性支出、增加社会公共服务性支出的前提下，对税收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结构性调税存在着“加法”多、还是“减法”多的问题，这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财政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可能要视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态势而定，财政收入形势较好时，调税可以多做“减法”；反之，则“减法”要适度。一般地说，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应保持大体同步并略高一点，避免大起大落，才有利于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

　　二、实行有利于壮大民间投资的税收政策

　　目前在财税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利于民间投资扩大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税负不公，抑制了非公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一是双重征税。非公有企业除了缴纳税率为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缴纳税率为20％的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大大削减。二是“低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利润转增资本金或另行投资，均可按投资额的40％得到所得税返还；国有企业享受技术改造贴息；国有、集体和股份制企业技术开发费以及技术改造投资购买国产设备可以部分抵扣所得税，等等，这些优惠政策都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三是税收优惠打折扣。如所得税减免政策，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私营企业则从开办期起，而企业在开办初期往往没有利润或者获利甚微。

　　为积极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壮大，有必要调整不合时宜的相关财税政策。例如适当缩减国债投资规模，财政资金可以参股和补偿的形式参与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投资项目；继续清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非税负担，严格治理“三乱”；特别是在成本摊提、投资的税收抵扣和税收减免等方面，应当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消除按所有制划分的不公平税负，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通过完善财税政策，形成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

　　三、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国内产业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

　　贯彻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等原则，需要在进出口、引进外商投资等方面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我国进口免税项目较多，需要进行清理。例如对一般性技术含量不高的进口设备，可以考虑不再免征增值税，这样有利于增加对国内机器设备的需求，也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按照较低的税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利于降低内资企业税负，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可加快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政府还可运用财政贴息予以支持，同时应当取消技改贴息方面的所有制差别。

　　此外，我国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也对现行税收体系提出新的要求。目前我国在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经济合作以及“上海五国”合作正在由反恐军事合作向经济合作扩大　等方面，取得不同程度进展。随着经济领域的区域性开放与合作程度不断加深，旅游、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便利化、自由化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些优惠政策可能作为例外而不受世贸组织规则约束，这为现行税收体系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留下一定调整余地。税收政策的适当调整需要从两方面考虑，既要有利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又要有利于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

　　四、运用税收手段促进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税收体系需要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必要调整，作出应有贡献。例如，可以考虑加强税收手段的扶优限劣作用，对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和产品实行重税政策，运用零税率甚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行业和产品。再如，可以考虑完善资源税制度，运用税收手段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引导资源型地区和城市适度合理开发资源，及早谋划接续性产业的发展，并预先积累起必要的财力，以利于在资源枯竭时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

　　五、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适当调整税收政策

　　商品普遍短缺时期制定的一些限制消费的税费政策，特别是不利于新的消费热点成长的税费政策，应当进一步清理并取消，消费税的设计也应具有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对于已经大众化的所谓高档消费品，应降低税率；对于需要限制的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可以加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以摩托车行业的消费税为例。1994年税制改革时，摩托车被当作高档消费品而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现在摩托车已经成为大众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消费群体的2／3在农村，普遍将摩托车用于生产运输；其余主要集中在城镇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因此，应当适应消费群体的变化，满足中小城镇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考虑调整摩托车的消费税政策，降低平均税率，并根据污染情况和销售地区，采取不同税率，鼓励生产、销售无污染的产品和适应农村需要的产品。

　　六、对于投资过热和投资结构性失衡，应当重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在调节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方面，有关税种是可以直接有所作为的。

　　首先，可以继续发挥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作用。对明显超过市场需求、不符合行业准入标准和产业升级方向的投资行为，可以实行较高税率；对符合市场需求和产业政策导向的投资项目，可以采取零税率。当经济增长进入收缩期、投资增长乏力的时候，可以考虑再次暂停征收。即使将来开征物业税这一新税种，投资方向调节税可能仍有必要保留。一是因为物业税涉及面相对狭窄，主要适用于房地产行业，对于房地产之外的行业投资或设备投资，物业税的调节作用可能并不明显；二是物业税征收环节比较靠后，要以房地产估值作为征收依据，而不能预先根据产业政策导向对投资行为进行调节。

　　其次，可以运用出口退税手段调节某些行业的投资活动。对于那些耗费资源和能源、国内供给紧缺而且一般贸易比重较大的产品和行业，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抑制出口，引导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从而也遏制这些行业的投资过快增长。

　　七、适时适度调整利息税，对于改善宏观经济调节来说也值得考虑

　　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存款利率适度低水平有利于分流居民储蓄，活跃我国证券市场，提高国内资金使用效率。但是，在需求升温、已经出现实际负利率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宜注意防止通货膨胀率过高和实际利率过低，避免实际负利率导致居民储蓄持续缩水和其他负作用。

　　目前对于运用加息手段防止经济过热，存在种种疑虑，诸如担心会加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或不利于股市融资，或利率传导机制不灵等等。有鉴于此，似可考虑调低利息税税率，缓解实际负利率的程度，这样有利于扩大利率政策的选择余地，同时也可传递防范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意图，起到抑制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利息税可以考虑稳定在较低水平，或实行累进的税率。这样，或许有利于加强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也有利于发挥利息税的收入差距调节功能。

　　八、完善社会公益性的税收种类，增强政府维护社会公正的调节能力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需要改进和充实现有的税收体系，包括完善个人所得税及其附属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和赠与税之类的新税种，等等，以增强政府发展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调节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的能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在保障公民合法的财产和收入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健全税收手段，加大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一方面，注意不应损害初次分配领域的效率导向机制，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收入再分配领域的社会公正程度。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追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过程中，应当越来越注意健全这些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正的税种，使之能够成为有效的“社会稳定器”。

　　九、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和税种，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规范的税收来源

　　合理划分的结果，既要有利于维护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统一性，也要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保证地方政府有必要的财力搞好地方性公共服务。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权、税种的合理划分，引导地方政府转换经济职能，减少对当地经济的干预，将主要精力放到改善地方公共服务、加强地方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上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