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税赋

　　朝廷赋税不增反降，而朝廷的开支可是在膨胀的，到万历初年，出现了财政危机。一代名臣张居正为相后为解决财政危机，下令在全国丈量土地，结果丈量出300万顷。不顾豪强势力的反对，他又推出一条鞭法税制，其内容包括：将田税和徭役都折算成银子一并征收，故名“一条鞭”。田税银仍按地亩征收，役银由地亩、人丁来分担。后人评价：一条鞭法将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个转折。

　　张居正当政10多年，在推行一条鞭法的同时，还控制朝廷靡费乱支，裁减冗官，节约经费，不仅缓解了财政危机，而且积存白银300万两，但他死后，朝廷奢侈、官吏腐败、土地兼并又一如既往。他积存的300万两白银没几年就花光了，财政复现亏空，朝廷就在一条鞭之外一点一点搞了许多“加派”，20年后“加派”额几乎相当于一条鞭额。张居正当初推行一条鞭时并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多少利益，只是暂时避免了他们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当“加派”达到加倍时，一条鞭的积极意义便不复存在了。

　　最大的“加派”是辽饷加派。朝廷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朝廷屡次镇压屡次失败，屡败屡战，就得屡次向人民加征军饷。到崇祯时，不仅加“辽饷”，还要加“剿饷”，用于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又要加“练饷”，用于抽练边兵和民兵。难怪民间称“崇祯”为“重征”。农民起义本来就是赋税繁重引起的，镇压农民起义又无限制地加饷，这又使更多的农民投奔起义队伍。吏治本来就腐败，升迁全凭贿赂，让他们去征饷，自然要过手分肥。征收的饷银交给军队，军官又大肆贪污，却说军饷不足，就向朝廷再要。如此恶性循环，造成民不聊生，大明朝没有不亡之理。

　　“滋丁不加赋”和“摊丁入亩”

　　满清入关前还不是封建社会，入主中原后，短时间内还不能制定出新的赋役制度，只能按照明制征收，但总赋税额恢复到明万历年间原额，明令废除崇祯年间的辽饷、练饷等额外“加派”，这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更可贵的是实行了纳税通知单制度，对防止官员私自加派起到一定作用。

　　全国战事平息后，清朝进入稳步发展时期，人口和耕地面积同步增长，赋税也就跟着增长，到康熙五十年，人口已近1个亿，有耕地7亿余亩。为体现盛世气象，康熙皇帝在此前曾几番普免钱粮，又于五十一年下昭：“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其自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项政策对普通百姓表示出充分体谅。富户地多，多缴几个人的赋税无所谓，而穷户若多一丁多一税，日久必不堪重负，那么添丁不再增加赋税，即为减负。

　　12年后，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就更有利于普通百姓了。具体内容是：以省为单位，将丁银随地亩起征，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将一省之丁银摊入一省之地亩，这无疑极大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从税收制度上看，今后不再按丁收税，只按地亩收税，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从秦始皇开始的“人头税”，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雍正皇帝还作出一项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决定，那就是“耗羡”归公，核定养廉银。所谓“耗羡”，是指银子、粮食的损耗。所谓养廉银，是指俸禄之外的补助。官府向一家一户征收的散碎税银要熔铸成大锭，以便入库或上缴，熔铸时会有一定损耗，称为“火耗”。征收的粮食入库后会有“鼠耗”，翻晒会有“雀耗”。这些损耗本应由官府承担，但官府却让老百姓承担，在征税征粮时预先就把损耗加上去了。加征“耗羡”在明代以前就有，但尤以清代为甚，少则加百分之几，多则加百分之十几，而实际损耗在1％以下，多加的部分就成了官员们的小金库，其用途首先是中饱私囊，其次是向上司行贿，这两项需要多少，就加多少耗羡，给百姓造成额外负担。官员们加耗羡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朝廷定的俸禄太低，以年计：一品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33两。以七品县官为例，按当时比较体面的生活标准，他的俸银只够他一个人用，全家用只够三个月。鉴于这种情况，雍正皇帝实事求是地作出规定：耗羡比例由朝廷统一确定，不得私加，所有耗羡全部归公，不得私留，朝廷在俸禄之外依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给各级官吏发养廉银。这样规范化以后，民负减轻，国库增盈，官员也不再有怨言。还以七品知县为例，其养廉银每年在600～1200两之间，是其俸禄的10～20倍，他请客吃饭、骑马坐轿都从这里面开支，算来也不宽余。其实养廉银只是堵住了官员向百姓乱摊派的借口，并不能保证他们清廉。康熙皇帝曾说过，所谓廉吏者，非一文不取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即1％），此外不收，便是好官。一县行政、财政、刑罚全归一人掌握，又无人监督，想贪贿是有很多机会的。

　　康雍乾130多年，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盛世，但乾隆晚期和 乱政使吏制败坏，贪贿成风。嘉庆皇帝抄了和 的家，没收的银子、珠宝、房产价值数千万两，相当于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有“和 跌倒，嘉庆吃饱”之说。嘉庆皇帝惩治和 后本该接着整肃吏制，但他却缺乏魄力和能力，清朝从此走向衰落。鸦片战争暴发以后，道光皇帝削减官吏的养廉银以充军饷，使加派乱征公然抬头。咸丰时暴发太平天国起义，农民已无力承担军饷重负，所以朝廷调拨给湘军的饷银远不够用，曾国藩只好遍设关卡，向过往商人抽“厘金”。

　　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列强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政府的工商业税收、海关税收以及搞洋务运动（国营或半国营）的收入也可聊补财政不足。但是，直到清末，财政收入仍是以农业赋税为主，约占8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