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皇粮国税”

　　回顾“皇粮国税”的历史，我们发现，农业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命脉，直接影响着朝代的兴亡。

　　王安石变法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过了十几年到徽宗时已被挥霍一空。徽宗是一个极度奢侈的皇帝，他任用蔡京、童贯，向民间任意加税搜刮，有的地方农民卖了耕牛、田产还不够缴税。童贯主管苏杭制作局，为皇室制作各种奢侈品。蔡京设苏杭应奉局，派人到各地搜罗奇花异树怪石（称为“花石纲”），调用无数车船运往京城，用来建造新的宫殿。蔡京过生日，全国各地官府都要送礼，称为“生辰纲”。《水浒传》对此有所描述。蔡京“举天下财而尽用”，在民间强取豪夺，直接引起了北方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和南方的方腊起义。值得说明的是，《水浒传》描述的宋江征方腊缺乏史据。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北宋再也无力抵抗金兵南侵，连徽宗及其儿子钦宗也被金兵掳去。

　　两税制名存实亡

　　南宋的经济比北宋有更大发展，但两极分化也更严重。文官、武将、地主、商人兼并土地的规模比北宋更大，少者占田几千亩、多者占田几万亩、几十万亩。投降派将领张俊占田最多，有60多万亩，抗战派将领岳飞占田最少，也有1000多亩。田税仍实行“两税制”，但又新增许多税种。有“经总制钱”——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征三十文；有“月桩钱”——农民每月向官府缴纳军饷；有“报账钱”——也是一种军饷；有“和预买”——说是向农民买绢，实际并不给钱；有“科配”——一种随时可征收的摊派，等等，不一而足。南宋赋税比北宋重好几倍，但这些税并不由大地主们承担，而是由自耕农和佃户们承担。若没有外族入侵，南宋迟早也要被农民起义推翻。

　　北方的金朝统治者还带有奴隶主的野蛮性，公开掠夺，侵占民田，对广大自耕农和佃户除了征“两税”外，还要按产业征“物力钱”，按军事需要征“军需钱”，农民还要承担繁重的兵役和夫役。

　　蒙古灭金30多年后定国号为元，几年后又灭南宋，元朝在北方和南方实行两种不同的赋税制度。在北方，丁税、地税并行，每丁每年纳粟三石，或每亩每年纳粟三升，但丁税、地税不兼收。田少（百亩以下）者，丁税大于地税，纳丁税。田多者，地税大于丁税，纳地税。标准田亩产一石，纳粟三升，税率仅3％，这有利于富人。田少者纳丁税三石，税率要高得多，这不利于穷人。马对于蒙古人很重要，官府每年要向农民征收马草和饲料，隔些年还要无偿征集马匹。在江南，忽必烈仍延用南宋的“两税制”，但正税之外的杂税则基本免除，以安抚人心。忽必烈以后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朝廷明文规定的赋税并不算重，但农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其原因是：蒙古统治者还具有从草原上带来的奴隶制、农奴制色彩，战时喜欢掳掠，得天下后还常常在税收之外粗暴地征集民力、物力；蒙古各级官员都没什么文化，公开索要财物而不知耻；朝廷不懂理财，财用不足就滥发钞币，使物价持续上涨，直至几十倍。蒙古贵族统治北方130多年，统治南方80多年，历代皇帝竟都不通晓汉语汉字，王公大臣更是拒绝汉文化，因而汉人对他们就没有认同感。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几年，全国各地到处暴发农民起义，朱元璋的军队是其中最强劲的一支。

　　两税制回归和一条鞭法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比较体恤农民，表现为惩治贪官，轻徭薄赋。他规定，官吏贪污60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贪污少点的也要剁指、断手。洪武十八年，他下诏尽逮害民官吏赴南京筑城。赋税制度则回归唐中期、宋初期的两税制，但更详细。规定：按田地种类分别纳税三升、五升、八升、一斗二升。那时，亩产量一般在一石以上，那么税率则为3％～12％，介于“三十税一”和“什一税”之间，不算重。徭役是按人丁多少、打粮食多少来派的，这有利于穷人。较轻的赋税可以刺激农民在当地安居乐业，在迁移地开垦荒地。元末打了十几年仗，中原和南方很多地区荒无人烟，所以，明初移民量很大，山西洪洞县老槐树的传说至今不衰。在与民休养生息的几十年中，人口在恢复，耕地在扩大，粮食在增产，税粮逐年增加。《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宇内富庶，赋税收入充足，除了京师存粮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库也积存甚丰，以致腐烂不可食。

　　可是，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痼疾，明朝也不例外。明开国百多年后，纳税的田地从800多万顷下降到400多万顷，其中河南从140多万顷下降到40万顷。这一半的土地都被皇家、王府、勋戚、官僚、地主兼并去了，而且不纳税，采取的手法是：把应纳的赋税细分后摊派到本地农户身上；把自己的地假寄逃户、绝户名下；买田不承担赋税，赋税仍由卖田的农户承担。纳税的田少了一半，但朝廷的赋税只少了1／10，可见自耕农、佃农的负担加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