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矛盾更趋突出。一些税收收入降幅较大、财政困难的县，出现了收“过头税”的苗头，有的在时间上“过头”，如将明年的税提前到今年征收，有的则在幅度上“过头”，如巧设名目征收税费。（见8月13日《人民日报》）

　　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告急，但上级下达的增收任务要完成，公务员的工资要有着落，在此语境下，出现寅吃卯粮式的“过头税”并不稀奇。早年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为了完成“双过半”、“年目标”任务，就搞过“过头税”。

　　事实上，税怎么收、收多少、什么时候收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显然，“过头税”首先挑战了税收法定的权威。凭空巧设名目征收税费、责令企业提前缴税，于法何依？

　　正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所指出，收“过头税”害人害己害长远。害人，害的是纳税人，占用企业资金，影响企业发展，让本身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难上加难；害己，害的是税务自身，收“过头税”违背了税法规定和税务工作原则，损害自身执法者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害长远，则害的是经济社会长远发展，造成税收与经济的恶性循环。

　　既然收“过头税”有害无利，缘何一些地方还常做这种傻事？深层原因并不难找到。长期以来，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都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硬指标，而作为一方官员，在一地待的时间往往不超过四五年，在短期内如何谋求突出政绩，GDP和财政收入这两个硬指标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过头税”对地方百姓乃至社会长远发展固然有害，但对于急功近利地谋求政绩的官员却是有利的，它不仅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还可以保证官员对当地百姓的一些承诺不至于因缺钱而落空——对上对下都有交代，对自己的仕途还十分有利，至于对当地对社会的长远影响，就放一放吧。

　　因此，要从根子上规避“过头税”，必须对现行政绩考核机制做进一步修缮和改革，比如，在GDP和财政收入之外，要将当地百姓收入和就业情况、生态环境状况、政府债务情况等一并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范畴。通过全面考核、综合评价，促使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从长计议，减少急功近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