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资基金
　　
　　主持人：目前市场上关于中外合资基金的话题特别多，现在市场有两种观点，一种觉得时机已非常成熟；另一种认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合资基金还是比较遥远的，现在只是第一步。那么首先请阎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阎小庆：合资基金这件事情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作为外资来说，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中国要加入WTO以后。因为根据中国的承诺，一旦进入WTO以后首先考虑的是开放基金部分给外资，因为政策敞开了这扇门，而且我们觉得未来中国基金市场会很大，所以我们非常有兴趣，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另外，在一年前我们就已经跟海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沟通，以取得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也希望了解一下国外成熟的经验，以怎么样的方式、怎么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最好的投资理念，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介入得很早。
　　
　　主持人：但是从操作的层面上来说，现在已经到了实质性的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分析文章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中外合资还是第一层面，只是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一种交流，要谈到技术上深层次的合作，现在还没有到时机。
　　
　　阎小庆：现在市场上应该有两种合作形式，一种是基金管理公司和国外的基金管理公司合作，还有一种是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合作。第一种合作是技术层面上的合作，但证券管理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合作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可能更多谈到深层次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操作和技术支持，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冯颖：从华安基金公司同JP摩根富林明合作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我们现在是从技术合作过渡到深层次的合作。因为技术合作是一个前题，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合作，那么直接谈到成立合资公司的话，是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双方需要有一个磨合。双方有一个相互了解、相互熟悉企业文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从华安和JP摩根合作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合作还是比较有实效的。
　　
　　王巍：国泰君安和安联德累斯顿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我个人认为作为证券公司也好，基金公司也好，和外资合作做为中方来说，首先是取得技术合作、管理层面上的支持。我们跟他们的合作首先是想把他们成熟的经验能够更多的拷贝过来，甚至包括一些电脑的管理软件能够学习过来，但过来会面临一个本地化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体制改革，我们未来有很多很大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保险、养老基金、社保基金，这些也是西方管理的一些资金的主要来源，西方这些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看中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市场，由于双方有这样一些共同的愿望，那么双方合作的最初阶段可能都是技术层面的。如果法规一旦允许的话，这种合作就会上升到更深入层面，也就是说双方会成立合资的公司。那么合资公司就会比合作深入得多，这样会促进我国基金行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
　　
　　主持人：刚才冯小姐说到外资进入中国的目的，我看到有一个报道，他认为外方进入中国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是想来进入资本市场，而是推广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管理经验。我想请冯女士谈谈您的看法。
　　
　　冯颖：我认为外方要进入中国基金业的话，他首先要影响中国基金业的观念，他首先要把在成熟市场中的经验、理念慢慢的影响到国内的整个基金业。等国内市场都慢慢接受这个经验和理念后，可能双方会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然后使外方获得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更好的机会。
　　
　　主持人：早在80年代的时候有许多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还在惨淡经营，还有一些撤掉在其它城市的一些分支机构，我们现在想知道外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进入，有没有考虑过类似的问题。因为有报道美国基金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投资理念上的差别。欧洲基金善于打持久战，而美国基金在这方面更追求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目前只有700多亿人民币规模的基金市场，对于胃口很大的美国基金来说期望值太低。美国基金更愿意等到市场相对成熟、大规模兼并收购成为可能之时，一进来就“腾飞”，哪怕花高价也在所不惜。请阎先生谈一下您的看法。
　　
　　阎小庆：对欧洲的公司来说，它对一个地区的投资有长时间的战略考虑，它一旦决定就决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投资。它对市场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未来盈利的情况，事先就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欧洲公司进入中国会更耐心，着重于了解市场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看重的是在中国的投资经验。中国的证券市场非常复杂，也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所以和成长中的市场在一些理念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未必一个成熟的有经验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在中国一定成功。所以这时我们需要中方合作伙伴，而且我们觉得与中方投资伙伴通过一段长时间的交流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经验，如果未来外汇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这就为我们引进国外资金投入到中国市场做了准备，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目标。
　　
　　王巍：前边讲到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发展不是很顺利，是因为跟现在的大背景完全不同。10年前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和现在外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整个大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中外机构合作筹备合资基金公司的消息不断传出，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加入WTO。加入WTO后，我们中国将遵循全球的游戏规则，外资也因为相同的规则也更愿意进入我国市场。我国的相关法规也跟国际管理法规相接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合资保险公司、合资基金公司要比以前的合作银行、外资银行的发展要快得多，而且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也比十年前大得多。
　　
　　主持人：您预计你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在什么时候有成效？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明年上半年会推出第一批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但这个时间估计是否过于乐观？
　　
　　阎小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看重政策上的因素，而是看重中外双方是否准备好，我们与海通通过一年多的合作解决了很多问题，减少了文化冲突，形成强强优势。这点并不是说做就能够做到的，因为这是人与人打交道的问题。一个是在成功市场上有成功经验，有一个固定的投资理念；一个是在新兴市场希望在一个短期的时间内塑造一个基金的品牌，所以双方的磨合是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们双方为什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各个细小方面来探讨这个合作的可能性，最后我们才在两三个月前对外宣布我们合作，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在于你是不是准备好，而不是在于政策的时机。当然，如果政策晚一点推出，我们有心理准备。
　　
　　主持人：孙总，刚才您听到严总所说的这个文化冲突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您的看法是什么？你们和富通的合作照严先生所说已经准备好了，您认为呢？
　　
　　孙佳华：事实上从证券公司来说，海通与境外机构的合作一直有接触，但具体涉及到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我们要找一个合作伙伴，准备在中国设立一个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当时有这个想法也是考虑到中国加入WTO为时不远，公司高层也对此事提出了一个具体要求的情况下才决定的。因此我们在以前一些基础性的接触上与富通开始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和谈判，这个谈判的过程实际也是相互了解、互相加深信任、彼此理念沟通的过程。通过一年多的合作和谈判，我们在投资理念以及对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今后的发展、运作模式等有关细节方面都有了一个深入的沟通。我们觉得这种合作是比较理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中国证监会也进行了一些沟通，证监会高层也曾表示：只要中国的法律法规得到完善，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的出台不会太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推出我们与富通合作的计划。因此，于10月7日正式签署了与富通的合作协议。
　　
　　主持人：听说富通在社保基金这一块比较有优势和经验，如果中国政策允许，富通甚至想把中国社保基金推向国外。德累斯顿则更加特别一些，除了投资基金证券还投资房地产，而你们在对外发布新闻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以后合资的基金可能会兼顾对不动产的投资，这与其它基金是不一样的。华安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披露得相对少一些，所以市场比较关注为什么这两家会走到一起去？你们最终看重的是什么？今后的发展方向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冯颖：华安与JP摩根的合作是有一个过程的，公司从98年成立之初起就考虑与外方合作，通过与欧美20多个有名的资产管理公司接触以后基本上与怡富建立了合作关系，怡富在香港、台湾、大陆都有投资机构，对中国市场比较了解，因此双方在很多方面容易沟通并达到共识。之后，在去年8月双方签署了一个技术部门协议，双方围绕开放式基金的设立、发行做了很多的交流和沟通。双方的合作成果很好，加上开放式基金已经发行，于今年7月签署了一个合资备忘录，最近双方签定成立了联合工作小组。除此之外，华安之所以选中怡富，一个是因为怡富本身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而JP摩根既有银行业务又有投行业务，积累了大量的机构方面的经验，而怡富本身又有散户市场销售的经验，因此它是一个很全面的集团，所以我们会选择它。他对中国市场有很大的兴趣，很早就在开拓中国市场，很早就跟国内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进行联系。说明他对中国市场是有一个长期的决心的。另外通过大家长时间的合作，大家的背景、企业文化比较类似，双方的各级员工都觉得双方的沟通是比较容易的。所以现在走到类似于"订婚"的程度，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合作及法律问题
　　
　　主持人：通过以上所讲的，你们在以后的市场开拓方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只是大家目前基于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目标在合作。但是对于富通来说，可能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比如说社保基金，那么华安和JP摩根的合作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合作呢？
　　
　　冯颖：基金产品的推出是要根据市场、根据投资人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针对个人投资者的多一点。但是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都在争取搞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等，这个可能需要根据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市场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慢慢推出。
　　
　　王巍：我首先更正和声明一点，目前我们的合作方是安联德累斯顿集团，他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养老金、保险年金的管理者之一，旗下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了11200亿欧元。我们国泰君安证券和安联集团谈合作很早，随着一连串的合并，走到今天这一步。最早的时候，是原国泰证券和一家英国的私人投资银行在谈合作。后来，这家私人银行被当时德国排名第二的德累斯顿银行收购，结果就变成了原国泰证券和德累斯顿在谈合作。接着原国泰证券和原君安证券又合并了，所以就变成了国泰君安和德累斯顿在谈。又过了不久，德累斯顿又被安联集团给收购了。所以就变成了现在的国泰君安在和安联集团谈合作。我们双方签定技术协议是在2001年初，一直到现在我们签定成立双方技术合作小组和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筹备小组，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多次的友好往来，实际上已经比较深入了。安联集团的保险业务在全球排名是很靠前的，而我们也对中国未来的企业年金、保险金这一领域投入了很多的关注。如果我们未来成立合资公司的话，这一领域也是我们一个大的目标。当然作为资产管理业务，大家都有产品多样化的趋势，不可能集中在某一个产品上。安联集团作为我们的合作方，与我们中国的渊源还是很长的，他在1917年就在上海开办了保险办事处，现在在上海还有一个合资的保险公司——安联大众。德累斯顿银行1981年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刚才主持人讲到，德累斯顿银行很多的房产项目，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德累斯顿是德国法兰克福最老的几家银行之一，欧洲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类似"房地产热"的时期，在一战之前就存在好多。银行贷款给发展商，结果因为战争等因素，这些发展商已经不存在了，那么银行自然就变成了这些地产的拥有者。因此目前德累斯顿在法兰克福拥有比较多的房地产，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并不是他有意去发展这一领域，是与欧洲银行的历史有关的。
　　
　　主持人：刚才王先生讲的，大家都比较看重社会保险这一块，请海通的孙先生和富通的阎先生谈一下，你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哪一点呢？
　　
　　孙佳华：我们现在来谈以后的基金市场在哪里，客户定位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还早了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设计出一个成型的产品，我们准备对目前的市场、潜在的客户做一个市场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才可能设计出一个比较符合市场的产品。我国现在已经发行了三只开放式基金，目前的市场定位都差不多，还没有形成自己一个独特的风格。我们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还在筹备，所以现在说要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还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我们肯定会有这方面的准备和思路，肯定是建立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的。还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主要做一个证券投资基金，不会做产业投资基金。
　　
　　阎小庆：养老金、保险金实际上是目前全球基金市场最大的持有者。所以每个基金管理公司都会涉及这一业务,这也的确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富通是欧洲较早开展养老基金管理业务的，也是第一家发起债券基金的，拥有很长的历史。另外，富通还管理开放式基金，帮机构理财等业务，业务范围分布也很广。养老基金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现在谈到具体的产品设计还为时尚早。
　　
　　主持人：据说，我们“基金在线”栏目的合作方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集团在与广发证券的合作中，由占股权33％的外方占据主导。但当我们向富兰克林坦伯顿核实时，对方表示，目前所签订的协议在内容上是泛泛的，并不是特别具体，不涉及控制权问题，还是在等待相关的法规。可否请各位谈一下你们对将要出台的法规有什么期待？有些专家说，可能只会给出一个很大的框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先摸着石头过河。请王先生先谈一下。
　　
　　王巍：如果说对现在政策法规的期盼，无论是中方还是外方，我们首先希望法规的出台越快越好。我们只有等到法规明朗，才能开展下一步的工作。第二我们希望该法规要与国际惯例越接近越好，这样对于双方的合作更加有利。第三我们希望法规要尽量具体化，不要太笼统。在商业领域的合作肯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法规的作用就是要让市场参与者都明白游戏的规则，哪些是违规的，哪些是可以做的。确实如主持人所说，中国现在有很多东西都要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法规定得太细也不行，因为涉及到今后的修改。这就需要各方面的权衡，也是政府目前在慎重考虑的一个因素。
　　
　　主持人：每年一次的《投资基金法》研讨会又将于12月份举行，现在大家都在担心如果《投资基金法》没有出台，关于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法规就很难出台。在大法没有出来之前，海外机构会不会有些忧虑：一是没有根本大法的基本保障，二是以后频繁的修改。海外机构是不是要等到相关法规出台之后，才会大规模的开展业务，另外海外机构对相关法规的制定有什么建议？
　　
　　阎小庆：在加入WTO后，中国的相关法规将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外机构将最终在相同的游戏规则下运作。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但也不太在乎早几个月或晚几个月。我们觉得法规迟迟不能出台是件好事，以前我们的法规往往是今天出一个规则，明天出一个通知，使得市场各主体不得不经常调整。如果我们的法规在出台之前详细的争取各界的意见，对照国外的先进经验，那么出台的法规就会比较细，比较有操作性，当然不排除还要修改的可能，但这种态度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具体内容随着市场的发展肯定会有所增减。
　　
　　主持人：目前大家对相关法规的出台情况还是普遍比较乐观。大家刚才谈到了〈投资基金法〉的问题，一个大法的出台要经过好多轮的讨论和审批。如果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相关法规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话，那我们合作双方是不是只能停留在目前的技术层面上的合作，不能再往前走，而且付出的时间成本将更大。有没有预计过这个时间？
　　
　　阎小庆：我们的办事处已经设立好多年了，法规出台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在中国内的发展。中国连WTO协议都签下来了，这些具体法律的制定绝对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由风险承受度选择基金
　　　
　　在欧美国家，投资理财交由专家打理是广被社会所接受的趋势。根据统计，在美国大约有52％的家庭以共同基金作为理财的主要工具。共同基金集合了众人的资金，交由专业的基金经理人来做投资管理，可说是简便而有效率的理财方式。因此，对于想要以投资基金成就人生理财目标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选择合适的基金，然而选择基金就像买衣服，衣服的大小、款式必须符合您个人的身段与气质，才能相得益彰。
　　
　　那么，对于刚开始接触共同基金的投资人而言，到底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评估项目即是您的理财目标、风险承受度与预期报酬。由于风险与报酬是一体两面，通常预期报酬愈高的投资工具，波动风险往往也较高，因此股票型基金的波动风险通常高于债券型基金，而偏重投资单一产业的基金波动风险也往往高于持股多元化的基金。
　　
　　一般而言，年纪愈轻的投资人可以承担的风险程度愈高，而年纪愈大的投资人则较适合保守的投资工具。举例来说，对于刚入社会的上班族而言，由于距离退休停止工作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算短期投资产生亏损也还有机会再赚回来，因此不妨选择以投资股票为主的积极型基金，因为股票的投资风险虽然较高，但长期投资报酬也较佳，较能够对抗通货膨胀的侵蚀，并加速累积财富。
　　
　　其次，对于已婚人士家庭理财而言，因为家长们通常最关心的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希望能够透过投资来储备未来孩子上大学、甚至出国念研究所的经费，其次则是准备退休后的生活所需，在这种经济负担增加、风险承受度却减低的同时，建议投资的基金最好兼顾收益与成长两项目的，比重上大约是成长型的股票占七到八成，收益型的债券占二至三成。
　　
　　之后，随着年岁渐长，接近子女已经能够经济独立，家庭重担差不多可以卸下的退休年龄时，投资目的应以保本为主，以债券为主的基金投资比重最好随之适度增加，这是因为债券的收益主要来自定期的配息，留作退休养老之用的本金部分较能够维持温和的波动，所以投资失利的风险较低。
　　
　　许多刚入门的基金投资人往往因为不了解自己的投资属性与需求，不知不觉买了太多种类的基金，最后在管理上反而徒增困扰，然而如同士兵的装备应是贵在精，而不在多，只有完成任务不可或缺的武器才须要带上战场。因此建议您在选择基金之前，多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基金的持股特色与自身的生涯理财目标、风险承受度等是否相互配合，理财才能事半功倍。
　　
　　合作中遇到的问题
　　
　　主持人：有些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我们国内的基金管理方式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国内，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基金经理三方面基本上来决定基金的操作的，而国外好象不是这样，他们不允许总经理和基金经理来共同决策，而是由基金经理来独自决策的。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国内的管理方式跟国外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有一些可能不是容易调和的，请冯小姐谈一下在目前华安和JP摩根的合作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冯颖：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投资决策程序：首先研究部对大盘个股、公司研究都有自己的报告，投资部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会提交给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般会对持仓的比例包括股票、债券现金的比例包括还有一些个股的投资作出重大决策，然后下达给基金投资部。基金投资部贯彻给基金经理，基金经理根据决策委员会下达的决策进行操作。基金经理作出的决定不可以违反决策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和你刚才所说的国内的操作模式不太相同。在我们的公司集中交易时间里，包括副总等相关工作人员都是不可以进入集中交易室的。这些方面我们跟JP摩根富林明的作法比较一致。
　　
　　主持人：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每个公司都有区别，操作上会有一些问题，一些临时的决定。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在讨论基金经理的决策权究竟有多大，基金经理起多大的作用。我们不是要深入地谈这一个问题，而是要探讨国内的基金和国外的基金运作模式是否不同，是否能有很大的调和。现在的调和是不是已经开始作，有没有什么困难？请王总先谈一下。
　　
　　王总：国泰君安下面有一个国泰基金公司，我所了解的是它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在我的理解里，国外的基金经理对基金全权负责，决策委员会定大的方向：行业和国家地区的分布。国外基金和我们比较大的区别在于：国外的基金是一个产业，所有的品种可以称为一个产品，每一个基金的区别很大。最近我们推出的三个开放式基金已经开始有这种模式了，前面是基金公司的名字，后面是什么类型的基金。基金的品种相当多，一个基金公司可以拿出好几大类的基金品种，有专门投资于股票的，有专门投资于国债，有国债股票都投入的，还有投入货币市场的，即使在股票里面也可以拿出成串的产品品种，每一个品种都有它的参照物，基金经理人的主要职责就是跑赢参照物。目前来说中国以前设置的都是封闭式基金，封闭式基金和西方基金有很大的差别，西方主要是以开放式基金为主，封闭式基金也有，是少数。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在运作上的确有很大差别，封闭式基金的资金可以很多年不还，可以做长期的打算，流动性相对来说考虑得比较少；开放式基金要考虑流动性的问题，赎回的问题。我们现在只有三家开放式基金，我相信到了三十家、三百家开放式基金的时候，我们的模式必然会与西方越来越接近。我们谈合资最大的目的是缩小基金行业的成长历程，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攀登，因此谈合资是要缩短基金行业的发展历程，将国外成熟的经验和法规拿过来，尽可能利用到中国的环境中来。
　　
　　主持人：孙先生，阎先生，现在你们俩是合作的双方，告诉所有的网友，海通和富通的合作对你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有哪些方面你们目前还不能接受？阎先生你们和海通合作了一年多，您的体会是什么？先请孙总谈一下。
　　
　　孙佳华：我们和富通已经有一年多的接触，富通基金管理了五百多家基金。我们选择和他们合作，主要是看重他们的稳健，比较长远的投资策略，我们对富通在基金的管理理念上以及管理上的哲学比较认可。但目前我们没有实际具体的操作，也说不出将会有什么分歧。在具体的运作中肯定还会遇到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销售的问题，对市场判断的问题，欧洲人肯定会觉得中国这个市场系统性的风险很大，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不够，在现有的情况下对上市公司做出准确的判断非常不容易。在产品设计、投资决策、规避风险方面还需要向欧洲学习一些经验，欧洲公司的信息披露非常真实，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一些相关工作都是很负责的。而我们存在这方面的系统风险，系统的风险怎么规避，在产品的开发上面跟欧洲公司也会有报差别，照搬欧洲的一套是不现实的，他们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比如电脑方面的操作软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阎小庆：我们和海通的沟通很有意思，其实都是中国人干的，所以我们不存在民族间的差异，因为这个优势在，所以沟通比较深入。基金产品面对的是广大投资者，如何接触中国客户对国外基金来说难度非常大。你的投资理念如何传达给客户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海通在全国有94个营业部，有几百万个客户，它们有这么大的网络可以充分地利用来做市场的推介，来进行投资者的教育。一年多的合作让我们学会如何在中国推进我们的目标，很欣赏海通自上而下的管理文化，也与我们集团的管理文化比较相近。所以我们的合作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有它必然的道理。我们也希望尽早地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成立合资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