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具有重大”经济后果“的问题，所以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必然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关注和参与，从而也成为一个政治过程，使会计准则成为一种政治结果，成为各方利益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美国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好的会计准则。”——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前，美国人叫得比较响，比较凶。其他国家的人虽多有不服（比如英国人），但是说话的嗓门没有美国人响，所以这话就在全世界流传开来，一传十，十传百，渐渐传成了真理，像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更是少有怀疑。

　　不过呢，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会计丑闻狠狠地打击了美国会计的嚣张气焰，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了一个怀疑美国会计的理由。乘着美国会计丑闻的翅膀，“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IAS）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Committee，IASC）不再仅仅是会计界圈内之事，而开始飞入寻常公众的视野。

　　IASC的出身和早期的国际会计准则

　　IASC是由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荷兰、英国和爱尔兰以及美国的会计职业团体于1973年发起成立的，是个国际民间组织，用时髦的字眼说，叫做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成立之初，IASC并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经济背景，但是雄心不小，其宗旨是要制定和发布为各国、各地区所承认并遵守的国际会计准则，促进国际会计的协调——一项伟大、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弱小者要求生存求发展，需要韬光养晦，乃至忍辱负重。会计准则千头万绪，IASC最初别无它法，唯有一招，曰“折衷”：选择国际上受关注较多的主要会计项目，在适当比较和挑选的基础上，调和各国同类或类似的准则，废除一些不正确的会计惯例，然后允许剩下的多种会计处理并行，允许会计实务在多个备选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中选择，从而形成易于被各国和各地区接受与遵守的国际会计准则。初期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虽也强调“以公众利益为目标”、“为改进和协调与编报财务报表有关的条例、会计准则和程序而开展广泛的工作”，但更关注的是获得IASC全体成员的支持，使国际会计准则争取到各国会计界的广泛认同。

　　提高国际会计准则质量的需求

　　作为一种折衷和妥协的产物，早期的国际会计准则让人接受，也让人看轻。你好我好大家好，此法彼法皆可行，准则制定的“精髓要义”简直是把各国会计准则拿来，求出一个“并集”，求上一趟“最小公倍数”！如此制定出来的准则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准则。各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经常反映折衷意见和保留自由选择的做法一方面表示接受，一方面又表示不满。

　　都说“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闭关锁国是不需要什么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而全球化就不同了。IASC的网页上列了一段Arthur Levitt的话：“在今天以热线连接的金融市场，现代化的技术已经可以允许交易者在世界范围内以超常的速度移动他们的货币，每天的数额超过了1.5万亿美元，这一数额已相当于四个月的贸易总额。各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投资者和公司都在不断寻找跨国界的机会，因此，对世界通用商业语言的要求也就更为迫切。”资本流动跨越国界，比如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总额中有70%是非英国公司的，德国证券交易所市值总额中有80%是非德国公司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资本市场正在加速形成，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各国企业纷纷从单靠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转向依靠国际资本市场融资。

　　求婚可以，但要用姑娘听得懂的话表明心迹。同理，筹资可以，但要用投资者听得懂的话提出请求。到别国资本市场筹资，需要按该国监管机构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而各国遵循的会计准则不同，因而企业要面临重新编制财务报表的问题。重新编制报表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是件头痛复头痛的事，对企业和企业会计的折磨可不是一点两点。同时，公司按不同的会计准则编制的报表也让投资者看不懂，无法比较，无所适从。所以呢，大家都翘首期待高质量的、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出台。用书面一点的话来讲，叫做全球化对国际会计协调的需求与日俱增，IASC早期出台的国际会计准则由于在会计政策选择上过于容忍多样性而日益招致非议。

　　IASC的可比性项目和核心准则项目

　　既然IASC制定的不是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那么别的国际组织就有可能站出来制定，以满足国际社会对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需求，这种硬碰硬的需求可不是用什么“并集法”、“最大公倍数法”就能敷衍过去的，IASC不免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竞争者排得出一长串，比如联合国会计和报告国际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欧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等等。

　　要立足，就改组！与时俱进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需求与日俱增，IASC就要与时俱进！

　　1989年-1993年，IASC实施了增进财务报表可比性项目。1989年1月，IASC出台了《财务报表可比性》的征求意见稿（E32），项目的目标是：（1）保证以“要求的或优选的会计处理”（required or preferred treatment）（后来改称为“基准会计处理”（benchmark treatment））作为恰当的会计方法运用于通常所有情况，“备选会计处理”（alternative treatment）只用于特殊而类似的情况；（2）除了“基准会计处理”之外，在相似的交易和事项中至多保留一项“备选会计处理”，把其余处理方法统统删掉。

　　“基准会计处理”和至多存在一项的“备选会计处理”是按下列标准确定的：

　　（1）在各国的会计准则、法律和公认会计原则中代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实务；

　　（2）遵守IASC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框架》；

　　（3）充分考虑资本市场运作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及其代表机构的意见，比如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的意见；

　　（4）在同一份国际会计准则和多份国际会计准则之间保持一致。

　　通过这一项目，IASC对10项争议较大的国际会计准则作了修改，减少了备选会计程序和方法，对提高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无权无势者要出人头地，捷径之一是找到有权有势的靠山，比如那个憨憨直直的“靖哥哥”傍上“丐帮”帮主做师傅，傍上“老顽童”做把兄弟，傍上“东邪”做岳丈，这些与他日后成为一代宗师郭大侠皆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IASC也深谙这个道理。作为一个民间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IASC想要站稳脚跟，必须寻求“实质性权威支持”。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FASB）制定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的权威支持主要来自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IASC也想效法，寻求证券界权威国际组织的支持，看上的主要对象是IOSCO，所以在制定E32的时候，IASC表示要“充分考虑资本市场运作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及其代表机构，如IOSCO的意见”。

　　IASC投之以桃，IOSCO当然要报之以李。1993年，IOSCO向IASC开出了一张旨在运用于跨国证券发行与上市的核心准则（core standards）清单，包括5大类40个项目。自此，IOSCO和IASC开始了核心准则制定的交往合作史。

　　●1994年，IOSCO审核了当时IASC制定的准则，指出了IOSCO在考虑认可这些准则运用于跨国证券交易之前，IASC尚需改进的问题；

　　●1995年7月，IOSCO与IASC达成协议，要求IASC完成一套“核心准则”，IOSCO审核通过后，将作为公司跨境上市和筹资时编制会计报表的依据；

　　●1996年3月，IASC宣布了力争在1998年完成核心准则计划的意向；

　　●1998年，IASC基本完成了核心准则项目计划；

　　●1999年，IOSCO和SEC开始对已完成的核心准则进行评估，同时IASC继续进行两个项目的扫尾工作；

　　●2000年5月17日，IOSCO正式宣布IASC的30个核心准则项目（30份2000年准则连同11份解释公告）通过了评估。IOSCO的技术委员会（IOSCO Technical Committee）发布了一份评估公告。

　　IOSCO的主席委员会在批准这份项目评估的决议中写道：“IOSCO相信，通过高质量的、为新的多国证券发行商所应用的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必能有利于证券的跨国发行与上市。”决议中还说，“主席委员会祝贺IASC的努力工作及其对世界范围内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贡献。IASC迄今的工作在有效提高IASC准则的质量上取得了成功。”

　　完成了“可比性项目”，又完成了“核心准则项目”，IASC让人刮目相看，IASC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IASC的机构改组

　　IASC发展势头不错，不过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居安思危。

　　1997年，IASC设立了“战略工作组”（Strategy Working Party，SWP），负责考察在完成“核心准则项目”之后IASC应该具有的结构及采取的战略。1998年12月，SWP发表了一份改组IASC的设想草案。草案建议，改组后的IASC设“基金会”、“理事会”和“制定委员会”三个层次，基金会任免理事会成员和制定委员会成员，理事会负责审议和投票表决，制定委员会负责研究起草准则。由于准则的研究制定和表决通过由两个机构分别负责，因此有人称该方案为“两院制”。

　　1999年4月至10月，SWP召集各种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最终报告。1999年11月，SWP向IASC理事会提交了题为《关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未来规划的建议》的最终报告。根据最终方案，IASC除了设立类似于草案中所说的“基金会”的“基金管理委员会”（Trustees）之外，不再分设理事会和制定委员会，而是合二为一，称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IASB），这个理事会由专职人士组成，对会计准则具有最终决定权。由于准则的研究制定和表决通过由一个机构负责，因此最终方案被称为“一院制”。

　　新IASC的构建，首先是由IASC理事会投票确定提名委员会（Nominating Committee），然后由提名委员会任命基金管理委员会（Trustees），再由基金管理委员会任命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此外，基金管理委员会还负责任命准则咨询委员会（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和常设解释委员会（Standing Interpretation Committee）。

　　我们处在一个委员会辈出的年代，IASC里这委员会那委员会把人看得头昏眼花，不过呢，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倒是一件轻松有趣的事。

　　先来看提名委员会。IASC提名委员会的任务比较轻松，只负责任命基金管理委员会首批成员，以后基金管理委员会若发生空缺，则由它自己选择与退休或离开的委员具有类似背景的人士填补。1999年12月，IASC理事会投票选定了7名提名委员会成员，时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Arthur Levitt担任主席一职。（还好IASC提名委员会干的是一锤子的活儿，要不然，去年美国SEC主席换来换去的，IASC恐怕也要跟着忙。）其他成员分别是：

　　Karl H. Barmann（西门子公司监事会主席，德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副主席）

　　James Copeland（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

　　Howard Kavies（英国金融服务局局长）

　　Michel Prada（法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

　　Andrew Sheng（香港证券期货委员会主席）

　　James Wolfensohn（世界银行行长）

　　会计发展和金融发展密不可分，这一点在提名委员会成员名单里也有充分体现，7名委员里有金融证券背景的有5位之多。

　　再来看基金管理委员会。IASC提名委员会只闪亮登场一回，基金管理委员会则是实权在握。作为管理和监督机构，它要负责任命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常设解释委员会和准则咨询委员会成员，还负责对整个IASC的运行效率进行监控，为IASC筹集资金，对IASC的预算进行审批，以及负责修改IASC章程。

　　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是个复杂微妙的平衡游戏。基金管理委员会由19名具有不同地区及职能背景的个人组成，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有权推荐其中的5名候选人，报表编制者、使用者和学术界的国际组织有权各推荐1名候选人。为了保持地区间的平衡，使委员会具有广泛的国际基础，首批19名委员中应有6名来自北美、6名来自欧洲、4名来自亚太地区、3名来自其他地区。2000年5月，提名委员会任命了首任19名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主席由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Paul A. Volcker担任，其他成员包括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主席、法国私营企业协会主席、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主席等名流贤达。代表亚太地区的是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财务总监、香港交易及清算所主席和日本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前主席。

　　最后来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IASB成员是实打实干活的人，要对所有技术问题负完全责任。IASB的职责包括起草和公布国际会计准则和征求意见稿，批准常设委员会解释公告，负责IASC日常技术安排和有关技术问题的项目规划等。

　　IASB有14名成员，皆由基金管理委员会任命。根据章程，其中至少要有5名具有执业审计师的背景，至少3名具有编制财务报表的经验，至少3名具有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背景，至少1名具有学术背景。14名成员中12名为专职成员，2名为兼职成员。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要考虑地区分布因素，而IASB成员选择的首要标准则是技术因素。IASC的新章程对IASB成员选择规定了8条标准：（1）在财务会计及报告方面具有权威的知识和技术；（2）具有分析能力；（3）具备沟通技巧；（4）具有公正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5）对财务报告环境具有较强的意识；（6）具有合作精神；（7）诚实、客观、遵守规则；（8）承诺为IASC和公众利益努力工作。2001年1月，基金管理委员会任命了IASB成员，主席是David Tweedie爵士，英国人，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新的IASB委员们于2001年4月1日走马上任。

　　按照IASC新章程，每个IASB成员应承诺为公众利益服务，在准则制定过程中代表个人，进行职业判断时不受任何组织和地区利益的影响。照这样的要求，IASB成员怎么都得是个“国际主义者”，以天下为己任。不过呢，“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看得到表面，看不到内心，定标准容易，找活人难。（负责找人的那些人本身也不一定那么“国际主义”。）而且每个人的立场实际上早就融到了骨头里、血液里，随时随处都可能不知不觉冒出来，“不受任何组织和地区利益的影响”，说说容易做做难。

　　IASB成员的首要条件是技术专家，不考虑地区分布因素。——听上去很美，不过很成问题。强于会计技术的是发达国家，“不考虑地区分布”的结果是IASB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以英美为主导。当然，基金管理委员会还是比较注意选择有“国际胸襟”的人士担任IASB成员的，在IASB的14名成员中有不少“阿发”人士（International Freeman，“IF族”），比如副主席Thomas E. Jones，英国公民，但职业生涯主要是在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度过；Anthony T. Cope，英国公民，但在美国担任财务分析师达30年；Gilbert Gelard，法国人，会讲八种语言；Robert H. Herz，美国人，但在英格兰和阿根廷居住过，会说西班牙语；Harry K. Schmid，瑞士人，但在拉丁美洲生活过17年，会讲德法英西四国语言。在IASB里，美国“阿发”似乎比其他国家少，大概是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地球上只有自己国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缘故。

　　IASC重组是一场重大的变革，解决了IASC的融资、准则制定的程序等方面的问题，由技术专家组成的IASB取代了原来的理事会，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人员由兼职改为专职，还规定IASB成员仅代表自己，不允许存在其他任何雇佣关系，不得保持任何会产生经济动机的身份，以保持独立判断。此外，除了有关人事问题的会议外，IASB、准则咨询委员会、常设解释委员会的会议都对公众开放，以增强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透明度。不管怎么说，IASC改组的目标是建立高质量的、为全球接受的会计准则，以符合会计报表编制者、使用者和监管机构的利益。对跨国公司来说，会计成本从而交易成本都将随着国家间会计差异的缩小而减少，因此，IASC的改组得到了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支持，IASC的权威性得到了增强。

　　FASB对IASC的态度

　　“没有美国的认可和参与，国际认可的准则和准则制定程序是不能被接受的。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是推动国际公认准则的主要力量。在使任何一套国际准则合法化的问题上，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有许多方面可以保证高质量。”——这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一份文件中的原话。

　　美国人自我感觉一向良好，在会计准则制定问题上也不例外，自认为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最为详细和完善，制定准则的程序也最为充分、公开和独立。客观地说，美国人在制定会计准则上也的确很愿意花钱，据说美国制定会计准则的费用是全世界其他各国费用的总和，从而保障了准则制定循着“充分程序”（due process）一路顺当行来。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美国FASB一直不愿意接受IASC及其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而是试图扩大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IASC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上一争高下。存着这样的心，FASB一直拖拖拉拉勉勉强强，直到1988年才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IASC.在对待IASC上，一方面，美国人故意阻挠或推迟IASC“核心准则”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应用；另一方面，美国人也玩了点文字游戏，从文字上看，美国人所主张制定的“国际性”会计准则并不是IASC已经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他们使用的是“国际公认会计原则”（International GAAP）、“世界范围的会计准则”（Worldwide Accounting Standards），以及“全球认可的会计准则”（Glob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Standards）等字眼。

　　在无碍大局的时候，耍点小手腕玩点游戏倒没啥，可是玩也得掌握分寸，玩出火来影响大局是万万不行的。其他国家的公司要去美国证券市场融资，必须按照美国会计标准编制财务报告，而美国会计标准是世界上技术最复杂、要求最高的会计标准，所以这些公司必须做大量的报表调整工作，从而增加了筹资成本。这一做法的深层影响是可能会削弱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优势，导致许多公司畏惧其“门槛”较高而转去欧洲或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上市融资，从而损害了美国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最著名的案例要数德国奔驰公司案例。奔驰公司一直想到美国上市，按照德国会计标准，奔驰公司1993年的利润是1.68亿美元，而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当年却有大约10亿美元的亏损，如此的差异硬生生把奔驰公司挡在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大门外。美国人心疼啊：承销佣金没了，法律顾问费没了，审计费没了，资产评估费没了，其他上市费用统统没了，真是此恨绵绵！

　　这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情，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跨国资本流动愈来愈势不可挡，美国人若还闹着要把美国会计准则变成国际会计准则，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导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是太不识时务了，也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于这点，美国人还算“拎得清”，想叫“此恨绵绵有绝期”，就得放下尊严和傲慢。在真金实银的利益面前，美国人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改变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

　　美国态度的转变也要部分地归功于欧盟刺激的结果。欧盟和美国不是什么死对头，但是存在竞争关系，欧洲人不时和美国人唱点对台戏，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看在眼里。美国人对IASC口是心非，在接受IASC核心准则上不情不愿拖拖拉拉，欧洲人却是积极支持，热情高涨。1996年，欧盟的一份报告认为，除了少数情况以外，IASC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具有可比性；1999年，欧盟宣布，在欧盟的规定空白的情况下，允许欧洲公司使用IASC的国际会计准则；2000年，欧盟宣布，最迟不超过2005年，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遵守国际会计准则，同时还指出，欧盟不再打算制定欧洲统一的会计准则来取代国际会计准则，它只对国际会计准则及其解释的使用进行监督，当发现不符合欧盟特点的缺陷时才加以干涉。欧盟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明朗后，美国人有点急了，若再不改变态度，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可要被甩到一边去啦。

　　所以，从1996年以后，美国开始和IASC频繁交往。不过，美国人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接受并不爽快，是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相结合，是绵里藏针。

　　1997年9月，当时的美国SEC主席Arthur Levitt说，IASC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必须符合三项主要目标才能得到美国的认可：

　　第一，准则必须包括一套核心的会计公告，它们可以构成全面和公认的会计基础；

　　第二，准则必须是高质量的，能够带来可比性、透明度和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能够对一家公司在不同期间和该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财务状况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比较；

　　第三，准则必须严格加以解释和应用，应该做到：不论交易和事项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相似的交易和事项都按相似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全世界的审计师以及会计和审计规则的制定机构都必须按一致的口径，严格地解释并恰当地应用能够带来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批露的会计准则。

　　1999年6月，美国SEC首席会计师Lynn Turner在一篇讲话中也明确表示美国资本市场不能无条件地接受IASC制定的准则，他说：“在美国，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不仅是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产物，它也要依赖一个具有支持作用的基础结构来运作，以保证这些准则能够得到严格的理解和运用。”Turner所说的基础结构包括：

　　●高质量的审计准则；

　　●质量控制健全且实力强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职业的全行业质量控制；

　　●SEC对准则制定的监督；

　　●SEC通过其公司财务部（Division of Corporation Finance）进行审核和评论，参与准则的理解和运用。

　　Turner直言道，建立支持性的基础结构不是简单的问题，他还警告说，像美国这样成功的资本市场是不能轻率地进行什么试验的。言下之意，IASC可不能随随便便拿国际会计准则到美国资本市场来做试验！

　　——当时的Turner是何等的傲气，对美国会计准则是何等的有信心！不过这些原本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机制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都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若叫Turner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自己三年多前讲的话，恐怕盖不住要脸红，甚至可能要暗暗掌自己的嘴。——这是题外话了。

　　话说回来，跟随美国人对IASC态度转变的，是策略转变。表面的态度变一下不难，可是骨子眼里的态度变起来却不易，两全的办法是改变策略，把骨子眼里的态度化到新的策略里去。美国人不再热衷于比较IASC准则与美国会计准则孰优孰劣，不再求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权之“名”，不过“实”是不能不争的。美国的策略是改变消极观望的做法，全方位积极介入到IASC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去，借IASC改组之机，以改进IASC准则的质量为由，尽量抢占有利的位置，争取更多的发言权，通过主导新的IASC组织机构来扩大美国会计准则的影响。这个策略是会计处理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鲜活体现，而且十分奏效：在改组后的IASC中，美国SEC前主席Arthur Levitt担任了“提名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前主席Paul Volcker担任了首届“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14名成员中，美国人有3名；在“准则咨询委员会”的49个席位中，美国占了10席。这一切皆表明，美国在改组后的IASC中占据了十分关键的位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国际会计准则虽曰“国际”，但更确切地说，是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在IASC改组之前的16个理事中，尚有4个理事（马来西亚1个席位、墨西哥1个席位、南非和津巴布韦1个席位、印度和斯里兰卡1个席位）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但在IASC改组后成立的IASB中，14个席位里只有南非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1席，而英美两国却占了7席，其余席位也皆被发达国家的代表占据。即使是为了广泛听取世界各国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意见和建议而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也为发达国家所把持。所以，目前的IASC几乎完全是发达国家的天下，IASB选择委员时要求其“在财务会计及报告方面具有权威的知识和技术”，更是给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设了一道进门的高槛。

　　很多人预料，国际会计准则将更多地体现英美国家会计标准的特点和内容，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与向英美国家会计标准靠拢在本质上将不会有太大差别。在会计标准国际化进程中，英美等国家将充分享受收益，较少发生改革成本，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去实现本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

　　虽然IASB的委员们在进行职业判断时必须“不受任何组织和地区利益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职业判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自己血脉里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是无意识的，根本不受独立客观公平正义的个人道德气质左右。

　　比如金融工具计量、固定资产交换，国际会计准则要求以“公允价值”计量。这在发达国家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勉为其难。从供给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成熟，产权市场不完善，很难形成市场公允价值，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会计师在公允价值计量上也缺乏经验。从需求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更为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reliability），而不是“相关性”（relevance）；更希望获得的是真实可靠地反映过去的交易和事项所形成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而不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预测信息；更倾向于“历史成本”计量，而不是“公允价值”计量。

　　当然，IASC也注意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准则应用上的差异问题，开始在一些委员会中吸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比如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前任会计司司长）冯淑萍女士就于2001年6月被IASC任命为准则咨询委员会成员。

　　在我看来，制定国际会计准则是一件很有意义但又很“悲壮”的事。各国国情不同，准则制定的困难矛盾无处不在，考虑了各国的情况要挨骂，骂你把准则变复杂，开了太多口子，违背了“天下大同”的本意；不考虑各国的情况也要挨骂，骂你忽视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准则的适应性强了，复杂性就高了，严肃性就差了；反之则反是。总之，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两难。传说中，通天的巴比塔几近完工之即，上帝搅乱了人类的语言，所以这塔就造不上去了；国际会计准则欲统一各国的“商业语言”，好象是一件和上帝较劲的事儿，当然也会很困难。其实，人生就是充满困难的，简。爱就说“人活着就是含辛茹苦”。不过再困难也要努力生活下去，对于未来，应该充满信心。那句老话说得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末了的话

　　会计准则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具有重大“经济后果”的问题，所以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必然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关注和参与，从而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使会计准则成为一种政治结果，成为各方利益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美国FASB一位早期委员David Mosso就曾说过：“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其中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彼此让步，事实上是一种权力游戏。”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如此，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同样如此，而且恐怕更为复杂。

　　现如今，可比性项目完成，核心准则制定，机构改组完毕——IASC内部形势一片大好；欧洲人卖力支持，美国人态度转变，发展中国家紧紧跟随——IASC外部形势也一片大好。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但愿IASC能趁上这大好形势，一飞冲天，九天揽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