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诚信危机已成为世界性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国内外资本市场近年来会计丑闻迭起，诸如美国继安然事件后，位居美国长途电话市场第二的世界通信公司爆出38亿美元的财务欺诈案，紧接着著名的施乐公司的财务虚报案，等等；而我国从活力28到三九医药，从黎明服装到麦科特，从湖北立华到中天勤，从华伦到华鹏，一份份上市公司假账的曝光，凸显了上市公司会计诚信问题的严重性。同样，近年来财政部在抽查国有企业会计报表和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中，以及国家审计署对一些具有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审计业务质量检查中，都发现存在严重的会计信息虚假问题。建立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包括会计领域的诚信建设，已成为政府、企业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2001年，朱镕基同志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向全国会计人员发出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的指示。为此，财政部已积极开展诚信教育，并将其作为会计管理的重要目标；证监会也正着手建立健全相关市场主体的诚信问责机制，并将加强证券市场诚信建设、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责任作为公司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计学术界对会计诚信问题也展开了热烈讨论，国家会计学院还专门成立了《会计诚信教育》课题组对会计诚信进行理论研究。本文试从法学视角提供一个分析会计诚信的新框架。

    一、诚信的法学分析

    1.诚信原则的法律涵义。

    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法学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得滥用权利，加害于他人。按照这项原则的要求，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将有关的事项和真实情况如实告知对方，禁止隐瞒或欺骗对方当事人；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后，双方当事人应当恪守信用，认真履行各自的民事义务；发生损害时双方当事人都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减少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诚信原则的目的是立法者实现民事主体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要求，以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地发展。三方利益平衡是这一原则实现的结果，当事人以诚实、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是达到这一结果的手段。

    诚信原则涉及两个利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诚信原则的宗旨在于实现这两个利益关系的平衡。在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对待他人事务，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由于诚信原则对民事活动的当事人作出了这样的要求，它是经济人假说的一个例外，具有道德性和宗教性。在当事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

    自《民法通则》确立诚信原则以来，我国法学界就如何理解诚信原则形成了“语义说”和“一般条款说”两种观点。“语义说”认为：诚信原则是对民事活动的参加者不进行任何欺诈、恪守信用的要求。“一般条款说”认为：诚信原则的不确定性不仅在外延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对诚信原则的研究，唯有深入到其产生、变化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条件中去，才能达到深刻。诚信原则作为大陆法系中独特的一条法律机制，在大陆法系的范围内具有普遍性。

    诚信原则既是市场活动中的重要道德规范，也是道德规范在法律上的表现。法律吸收道德观念，始于罗马法。古罗马的立法者在简单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背景下，日渐察觉到无论法律条款和合同条款如何严密，如果当事人心存恶意，总有规避之法。于是在罗马法中规定了所谓的诚信合同，确认了一般恶意抗辩权。这一规定对后世各国民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从而在合同关系中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习惯履行其给付。”从而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债法领域。《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一举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张及于整个民法领域。上述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诚信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包括整个民法领域。我国民法确认这一属于社会道德的原则，从而使其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2.诚信原则的作用。

    诚信原则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信原则是对法官衡平权的授予。“诚实信用”这样的词语从规范意义上看极为模糊，在法律上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其适用范围几乎没有限制。这种“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导源于这样的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衡平权交给了法官。因此，诚信原则意味着承认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

    由于诚信原则具有如此重要、广泛和综合的功能，它被称为“帝王条款”。尽管如此，诚信原则的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动辄越过具体的民法规定直接适用该原则，否则会造成民法规定的软化和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只有在具体的民法规定不敷使用时，才可适用诚信原则。因此，我们在承认诚信原则是帝王条款的同时，不妨也把它称为后备条款。

    二、会计诚信的法律分析

    从法学的角度看，诚信是民法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可适用于整个民法领域。就会计而言，它是企业的一种商事行为，而我国未制定单独的商法典，可认为我国是民、商法合一的国家，因此，会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遵守民法有关诚信原则的规定。虚假财务报告一般均涉及到违背诚信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防止滥用诚信原则。如果某一会计行为有具体的法律条款进行规范的话，则应适用该具体法律条款，而不能绕过该具体条款而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只有在具体的民法规定不敷使用时，才可适用诚信原则。例如，对于上市公司出具虚假财务报告问题，我国《会计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均有相应的明文规定，因此，虽然上市公司的虚假报告行为与会计诚信的丧失有关，但因为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了规范，故不能直接适用诚信原则，而应适用相应的具体法律条文。这就意味着虚假财务报告的受害者不能笼统地以企业会计未遵守诚信原则为由进行抗辩。也就是说，虚假财务报告虽然违背了诚信原则，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以诚信原则来追究虚假财务报告的编制者的法律责任。不过，刑事与行政法律虽然未将诚信视为基本原则，却并不表明违背诚信将不承担法律责任。譬如，我国刑法对虚假财务报告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如刑法第161条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在美国，由于近来大公司一系列会计丑闻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为恢复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总统在2002年7月30日签署了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即公司改革法案），并称该法案是“罗斯福时代以来，有关美国商业实践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公司改革法案对会计业的管理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要求公司CEO/CFO（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为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承担美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严格对审计公司和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规定和监督，禁止向公司内部人士贷款，以及要求更及时地公布财务信息。法案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具实质性影响的，莫过于要求CEO/CFO个人对公司财务报告承担责任的新规定，即对公司定期报告（年报和季报）进行个人书面认证。书面认证包含以下法定内容：（1）本人审查了报告。据本人所知（based on the know ledge），报告不存在有关重要事实的虚假陈述、遗漏或者误导，符合证券交易法13（a）和15（d）节的要求。（2）在关于公司财务状况和营运效果的所有重要方面，报告所含财务陈述和信息均为公允表述。在内部控制方面，本人已经向公司外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披露了内部控制系统设计和运作的一切重大缺陷、弱势，披露了以往发生的、牵涉公司要员的欺诈行为。（3）本人负责建立和运作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在报告提交之前的90天内评估了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确信该系统能够有效提供重要信息。若内部控制系统发生重大变化，CEO/CFO须声明：哪些因素导致内部控制系统的重大变化，是否已经采取措施纠正内部控制系统的缺陷。如CEO/CFO知道（knowing）定期报告不合证券交易法13（a）和15（d）节要求，可并处不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不超过10年的监禁；如果CEO/CFO蓄意故犯（willfully），可并处不超过500万美元的罚款和不超过20年的监禁。该规定大大加强了对上市公司欺诈的刑事惩罚的力度，这将对美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起到很强的约束作用。

    三、从法律角度看会计诚信与会计改革的关系

    会计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大到会计的指导思想、会计模式，还具体到会计的程序、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方面。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会计改革均应包括会计诚信的内容，而这方面过去却较受忽视。中美两国都出现了会计诚信问题，但两者背后隐含的东西却并不一样。美国信用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比中国容易得多。因为美国有社会诚信基础。诚信的最底层是对股东利益的尊重；在尊重观念之上，有一个法律体系，能够保护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法律体系之上，是监管体系，时刻监督市场上企业的日常操作，一旦发现违法就及时处理；再上面，才是公司的诚信。所以在美国，诚信不是空中楼阁，它有一系列社会、法律、文化诚信基础，就像金字塔一层层搭建起来。但我国建立诚信比较困难。我们没有诚信观念基础，同时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也都不完善。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其实最终还是法制问题，用法制增加违背诚信行为的成本。

    在我国，从法律角度增强会计诚信，一方面应严格地执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惩处，并对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加以完善。由于中国历史上社会运行的基本状态未曾出现和存在过“法治”，而一直是“人治”，其垢病表现为权大于法，由此衍生出不计其数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因此，从法律角度增强会计诚信，必须要求会计人员遵守各种会计制度、规则等，并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对违法者疏于惩罚，实际上是对善良的守法者的伤害，是对正义的践踏。针对中国保险业的诚信危机，全球最具权威的人寿保险业协会——国际人寿保险百万圆桌会（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简称MDRT）主席马文。费尔曼特意到了中国一趟，他介绍美国等保险业发达国家不仅向寿险代理人提出了高标准的道德规范，还建立了完备的监管机制；寿险代理人一旦被证明犯有欺诈客户的行为，非但从业执照不保，相关的法律制裁也将接踵而至。在我国现行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体系中，以行政责任为主，辅之以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其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最为薄弱，即重在惩罚，而非对投资者的赔偿；在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实践中，也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所谓处罚力度的加大，也只是体现在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上。在财产责任方面，处罚后果往往只是表现为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全部由国家罚没，而没有对投资者的民事赔偿。因此，在立法技术上，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应注意仅有强硬的法律制裁是不够的，法律制裁还应与道德教育等相结合使用。正如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拉所说：“当大多数人遵守法律时，政府就能有效地执行法律，并且相对成本低廉地打击少数破坏法律者；但是，当破坏法律的现象大规模出现时，没有哪个政府当局强大到能够控制住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执行越来越没有效力，作为个体的人就有动力去追寻他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会理睬什么书面的限制。”而商业律师让。米歇尔。达鲁能亦强调指出：“有了进行调节的法律条款还不够，还要能够执行这些条款。而这正是危机的根源所在，权势集团并不想约束自己的行为。”法国金融分析家协会主席贝尔纳。库佩进一步指出：“我不认为加强政府调节措施就能奇迹般地解决问题。道德规范首先是一种神经状态。”当然，应注意的是，严厉惩罚并非指惩罚越严厉越好。惩罚越严厉，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越诚实信用。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合约得不到履行，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所致，也可能源于不可抗拒的、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外部因素。如果受害人不能在二者之间作出甄别，过于严厉的惩罚不仅无助于诚信的建立，而且可能有害于诚信的建立。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预见，在会计规范中将来应增加会计诚信方面的有关内容，而在会计改革中亦将相应地增加会计诚信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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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范君，2002，许小年痛陈中国信用之敌：毁约成本过低。《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6日，第3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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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李利明、徐畅，2002，不要对《SOX法案》期望过高——访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经济观察报》8月19日，第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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