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试图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来解决如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从理论上讲是行不通的：利益无相关会导致权责缺失、利益相关会导致独立性缺失。理论上的缺陷导致实践中的局限和失败。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以及国有股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决不是一个独立董事制所能解决的。中国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中国宏观环境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与成熟。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并不是有没有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而是产权主体的虚置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其实，独立董事对于一个公司和投资人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局外人。从理论上讲，如果财产的主人都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那么，与财产基本不存在直接关系的局外人即使不是一种多余也会是一种摆设和点缀；反过来讲，如果财产的主人都不关心自己的财产，那么，局外人再怎么关心也是白搭。况且，作为“局外人”的独立董事，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尽心、尽力、尽责呢？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独立董事制对完善中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限，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点石成金的“魔杖”。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在股份制企业中，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由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激励约束问题，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

　　投资者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经营者的积极性要调动，如何使得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理们像照顾自己的财产那样去管理公司的财产，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实际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出所谓“投资者”，是一个集会的概念，作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必然存在着一个多元投资主体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董事会和董事原来是为了代表投资者的利益而设计和设立的，但作为一种“用手投票”的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反映全体投资人的意志而只能反映一部分投资人的意志、他们不可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而只能代表一部分股东的利益。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小股东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伤害。作为一种补偿机制，证券市场的存在为小股东们提供了“用脚投票”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大股东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奕：大股东必须选择主动“作为”，也就是说，必须非常用心地关注公司的发展、监督公司的运营、干预和控制公司的行为。尽管这样一个过程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过程，但却是大股东的一个最优选择；小股东的最优选择则是被动的“不作为”，既然他们的意志和利益不可能在董事会得到充分的体现、既然他们不可能改变和左右公司的运营和发展，那么，他们就不会也不必非常用心地去关心公司，同时也就无需为此支付成本，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时，他们就选择“跟风”，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选择“抛售”而拔脚走人。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都同样承担着相应的风险。但相对来讲，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可能要面对着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双重侵害，所以要给以特别的关照和保护。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关联交易的特别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独立董事制实际上也就是从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而提出来的，尽管其基本职责定义在“协助确保董事会考虑的是所有股东的利益而非其一特定部分或团体的利益”。从一般常理来讲，财产的主人关心自己的财产、通过某种安排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是所有者的一种权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置自己的财产，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能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的人来经营管理，这是一个理性的结果。所以，大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肯定是要通过董事会来行使“监护权”和其他相关权力的。这本身就是公司制为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保护机制，也是与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相一致的。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力，大股东们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去聘请一个或多个不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来限制自己的权力。事实上，任何财产的主人都不可能主动去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对自己的财产以及与财产有关的权力来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如果存在着某种外在的强制力，大股东们就一定会去寻找和聘请服从自己意志。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这时，独立董事制也就变成了一种形式和摆设而不能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要么是具有出资人的背景，要么是演变成了技术顾问，根本没有起到独立董事应该起的作用。就是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多年的美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可以显著地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和提高业绩。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一项研究甚至显示出那些董事会中只有12名内部董事的公司实际上比其他公司在财务上表现得更差。其实，现代公司制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考虑到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并为他们分别提供了某种保护机制，如果这种机制还不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话，那就需要在这种机制以外来提供额外的保护，但是，独立董事制却无法达到这一目的。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独立董事的产生不外乎几种情况：如果独立董事是受中小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那么，他们才有可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因为所谓的“中小股东”又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利益集团，其利益目标也并不完全一致，加之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不可能是中小股东们委托的代理人。如果独立董事是受全体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那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结果一定是占优势的大股东意志的又一次体现，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实际上还是一个大股东们选择的代理人。这就从根本上使独立董事失去了意义。换一个角度看，如果独立董事是按照某种法律规定接受政府的委托而产生的话，理论上倒是可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保护公司利益、全体投资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但这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主管部门（如体改委、证券监管机构等）来完成。又何必在每个公司制企业派驻一个常驻代表？换句话说，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主管部门失去作用，一个派驻的代表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因此，由谁来引入独立董事制、由谁来选择和聘请独立董事，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取向和目标倾斜，使得独立董事既不可能真正代表和维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也不可能代表和维护全体投资人的利益，只能是也必定是要么代表和维护大股东或者管理层的利益，要么谁的利益都代表和维护不了。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希望寄托在独立董事制上纯属是一厢情愿。让大股东去聘请独立董事。引入独立董事制来限制自己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独立董事制中的一个榜论。

　　二、利益无相关与独立董事责权缺失

　　独立董事是没有剩余索取权的董事，其主要的职责应该是监督同样是作为代理人的内部董事，扮演一个对所有投资者的财产负责任的监护者的角色。在这当中，存在着一个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问题。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作为别人的钱而非自己的钱的经营者，我们不能希望这类公司的董事像私人合伙中的合伙人通常照看自己的钱财一样十分小心地照看别人的钱财”；在詹森和麦克林的企业资本最佳结构理论中，也注意到了不同的筹资方式与不同的代理费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企业的经理持有本公司50%的股票，而另外50%的股票由不参与管理的人分散拥有，那么，经理就不会像他持有100%股票那样卖力，也就是说，和一个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业主制企业相比，这个经理就会“偷懒”，因为在他看来，公司多赚1元钱，经理只不过分到5毛钱；公司损失1元钱，经理也只不过损失5毛钱。因此，为了减少“代理费用”、防止经理偷懒，应该让经理持有100%的股份，筹资则应该采取发放债券的方式。这里讨论的都还是与企业有着某种直接利益关系的财产所有人、经理层的积极性和激励问题，哪怕是拥有着部分财产而不是全部，都有可能存在着“偷懒”。

　　那么，与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没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也无需承担风险的独立董事又有什么积极性去关心与自己无关的财产、又有什么动力去认真负责地行使其“投票权”呢？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使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关心财产，就应该让他们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就要使他们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成为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或者说，就是要让他们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也拥有剩余索取权。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过，董事并不是因为成为董事而关心财产，而是因为关心财产而成为董事。作为一个独立董事，他既然与公司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不拥有剩余索取权，他肯定就不会真正地去关心财产，至少不会像关心自己的财产那样尽心尽力。有资料显示，截至2000年底，沪深股市约有0.5%的董事会设立了独立董事，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独立董事很少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的有关材料，也很少按时参加董事会会议，这不仅是缺少足够精力和时间的问题，还主要是一个缺少积极性和责任心的问题。如果希望独立董事依靠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来维持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话，那将会是十分脆弱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依靠独立董事的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来维持他们对他人财产的关心，那么，也就完全有理由指望非独立董事和其他内部人通过自我约束以及职业道德来维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一来，独立董事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可能靠个人素质而只能靠制度来维持，这里的制度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制度、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制度、责权利相匹配的制度。然而，如果依靠薪酬制度来建立起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那又可能出现独立董事被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收买”并与之“共谋”的情况，一旦独立董事不独立、独立董事对大股东及其他内部人形成一种利益上的依附性时，那么他们也就肯定是服从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的意志、并维护这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这也就与设立独立董事制的初衷不相符合了。因此，独立董事要么是缺少激励而缺少责任心和积极性，要么是有了激励而失去了独立性。要一个利益无相关的人来履行对财产的监护或者让一个利益相关的人来限制和控制自身的利益，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假设，也构成了独立董事制中的第二个修论。

　　三、超越独立董事制，优化宏观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

　　独立董事制度中存在的理论缺陷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实践中的局限性，或者说，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业绩和保护投资者方面的作用缺失。独立董事制不仅解决不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更解决不了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其实，作为主要的投资人，大股东们总应该是对自己的财产认真负责地去照看的，绝对不会有人有兴趣挖空心思把自己的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中去，除非这两个口袋不属于同一个人。如果说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在动机上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国有控股股东蛀空上市公司的做法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中小股东们受到损害，国家也没有得益。很显然，有另外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好处，这一部分人就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他们同样拥有着剩余控制权却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同样不会为国家的资产去尽心尽力，如果可能，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国家的利益，其他中小股东们的利益损失只不过是这种牺牲的一种陪葬。于是，问题的关键就不是独立董事制的设立与否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和完善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进一步健全与成熟的问题。如果连财产的主人是谁都不明确，或者说财产的主人是一个虚置的概念，那么就不可能有人有积极性去认真地找寻能够对财产负责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的框架内，不仅存在着代理人激励的问题，还存在着或者说首先存在着委托人的激励问题，而且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上的问题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导致了最终公司层面上的结构失衡和制度失效。不难看出，问题的根子还是一个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

　　我们都承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中国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意义，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怎样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误区。现代企业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产权制度，它还包括了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国有企业来讲，完成了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不等于就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了上市公司的形式或者股份企业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现代企业。国有企业也有成功的，私营企业也有失败的，这就足以证明产权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它涉及到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问题。狭义地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从一个宽泛的角度来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也就是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仅意味着一个公司如何去做，还包括着这个公司所处的法律、文化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因此，中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决非一个企业所能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国有资产从相当一部分经济领域的退出问题，就是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到位，就是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利益与风险相匹配的问题。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已经开始出现一种趋同的倾向，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却面临着很多以现行国情为基础的制约因素。相应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制度与事业文化环境的培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且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独立董事制寄予过高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国有股减持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和选择。尽管由于多种原因使得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实施暂时停了下来，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和做法，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的需要来看，国有股减持是一件迟早要做的事情，也许在操作方法上可以做一些变通，但基本思路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这里其实是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问题，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选择问题，理论上讲，用最小的成本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是我们最理想的目标；从发展态势上看，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得越快，我们的成本就会越小。中国已经完成入世的全部法律手续从而成为“WTO”这样一个“经济联合国”的成员，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念上、在政府的职能和效率上。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一切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运作，大家都必须接受竞争法则的考验和筛选。我们的改革要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割裂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的系统模式。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的成功与否决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也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技术、制度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放到这样一个框架中去考虑，我们就会看到，独立董事制对解决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国有股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正常现象，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尽管我们不否认独立董事制在有些情况下、有些企业中的一定作用）。只有在解决了产权明晰、产权主体到位、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应、风险与利益匹配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之后，独立董事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入世将给中国一个机会（当然也是一种挑战），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建设开放市场经济的契机，这样一个机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很难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