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企业并购理论是企业理论、经济学以及公司财务理论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从20世纪8 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理论进展非常迅速，成为目前西方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企 业并购对企业业绩会产生相当的影响。企业并购业绩的变化一般从2个方面得到反映， 一方面，企业的股票价格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波动；另一方面，企业的一些财务指标会发 生变化。这样就形成了2种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方法。一种是通过企业在并购事件 发生前后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的方向来衡量企业绩效的变化，可称之为非正常收益法； 另一种是通过并购事件发生前后年度有关会计指标的变化来判定事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方向，可称之为会计指标法。

　　2. 会计指标法的基本原理

　　会计指标法即采用并购事件前后企业的财务和会计数据来进行比较分析（Parrino和Harris）。在我国，用非正常收益法来研究企业绩效问题其适用性还存在一些限制。非 正常收益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股票价格能不能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也就是说 ，股票市场是不是有效的。吴世农认为我国股市信息的完整性、分布均匀性和时效性与 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股价容易受人为因素所操纵，他对中国股市已达弱式有效 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沈艺峰，刘波，赵宇龙）的研究却认为中国股市已达弱 式有效。但我国近几年股票市场存在绩优股价格低于绩差股的反常表现，绩优不一定“ 价优”，而绩差也不一定“价差”。从这一点来看，用非正常收益法来研究我国目前的 证券市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存在着很大一部分非流通 股，而非流通股股东并不能直接从股价涨跌中获利或受损。这样，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 就难以衡量非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变化，因此也就无法准确测量上市公司业绩的变化。会 计指标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客观地、连续地反映并购前后公司业绩的变动情况，但其不足 主要来自于会计指标容易受到上市公司操纵（孙铮，陈小悦）。陈晓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 ，尽管会计利润指标经常会受到操纵，但中国上市公司的报表盈余数字仍然具有很强的 信息含量。另外，从较长时期来考察，任何利润操纵手段只能操纵暂时的会计指标，并 购事件的实质性影响最终都要暴露到会计报表之中。因此，会计指标法在进行企业并购 绩效实证研究方面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采用会计指标法对上市公司企业并购所体现的绩效的研究意义体现在3个层次：第一个 层次为微观层次，可以以此来具体分析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对其自身带来的变化，如主 管业务的扩张、产品结构或资产结构的优化、经营管理机制的转变、财务指标的改善等 .第二个层次为中观层次，可以以此来具体分析上市公司并购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包 括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重组的影响。第三个层次为宏观层次，可以以此来具体分析上市 公司并购对盘活国有存量资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的影响。

　　3. 实证研究

　　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样本上的差异尚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 .Healy，Palepu和Ruback研究了1979～1984年间美国50家最大的兼并收购案例，发现行 业调整后的公司资产的回报率有明显提高。但Agrawal，Jaffe和Mandelker却发现市场调 整后公司的业绩反而有所下降。结合2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并购与行业密切相关。Langtieg的研究将同行业公司作为控制样本进行配对检验，发现公司并购后的业绩没有 显著的提高，而Magenheim和Mueller的配对检验结果发现公司并购后的业绩有所下降。 然而，Bradley和Jarrel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Magenheim等的样本，却没有得出公司业 绩下滑的结果[1].Matsusake通过对最新一轮兼并浪潮的案例分析后，认为与企业所处 的行业和企业规模相比，企业的利润率是进行兼并时更优先考虑的因素[2].其研究表 明，在兼并的目标企业中，公共企业的利润率不如私有企业的利润率高，最大的公共企 业的利润率最低。

　　由此可见，即使采用同样的会计指标法进行并购绩效检验，也可能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这除了研究样本和指标选择差异外，更主要的可能性是与方法本身有关。应用财务数 据分析并购绩效存在如下弊端：①绝大多数的公开财务数据都是累加值，难以独立区分 单个规模较小事件的影响；②财务数据是历史数据，反映的是过去的绩效，而不是所期 望的未来收益；③时滞影响，对于以成本节约为动机的并购而言，并购后第一年由于存 在一些特别处理费用或裁员补贴等整合成本，可能导致并购成本上升；而对于受战略因 素推动的并购交易，成本的降低需要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④对比基准选择的 影响，例如当用同行业的非并购样本作为基准时，构造一个可靠的绩效对比基准是相当 困难的。Andrade、Mitchell和Stafford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以巩固产 业发展为主导的新一轮并购浪潮中，产业冲击或并购产业集中现象更加尖锐地突出了绩 效基准选择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还会伴随时滞影响而进一步恶化。

　　国内学者利用会计指标法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如比较公司并购前后的有关会计指 标；比较并购公司与非并购公司的业绩变化；研究对并购绩效影响最大的因素包含的具 体内容；比较不同并购类型的业绩影响；研究持股比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等。

　　（1）利用因子分析进行的实证研究。国内在进行指标因子分析时所选取的指标大同小异 .毛定祥以1999年沪市42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利 润率、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每股权益8项 指标值建立因子分析模型，他发现1999年上市公司兼并呈现多元化现象，即业绩中等和 业绩优秀的公司中，被兼并与主兼并公司的数目相差不大[3].影响兼并行为最主要的 因素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其次是每股权益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而公司的偿债能力与兼并 行为基本无关。陈信元发现，兼并收购类公司的股价显著高于其他公司，其规模也明显 大于股权转让和资产剥离公司的规模，认为公司的规模是市场对并购事件反应的一个重 要因素。吕筱萍以沪市1997年度实施兼并的2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 、销售利润率、每股收益、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总额周转率 等7个单项经营能力指标组成了“企业经营能力综合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 ，从总体上看在兼并较长时间后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及状况较兼并前有所下降，除综合 类公司外，兼并后各个行业的上市公司综合经营能力普遍下降[4].冯根福、吴林江以1 995～1998年发生的201起并购事件作为样本，利用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净利润/总资 产、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4个会计收益指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公司绩效 的综合评价函数，通过全部样本综合得分的均值检验及比率检验，发现并购当年公司业 绩无显著变化，并购后第一年开始公司业绩有所提升，并购后第三年公司业绩开始逐年 下降，认为从整体上看，上市公司并购后的整合未取得成功，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属于投 机性并购[5].方芳和闫晓彤以2000年80起并购案例为样本，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 成长性等方面选取了9项指标进行绩效评价，发现公司的现金流量和短期偿债能力对公 司整体绩效有很大的作用[6].朱乾宇选取在1998年度内进行了并购的126家上市公司作 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公司并购绩效的诸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收购 金额占收购公司净资产比例高、收购公司在该年度内进行了资产置换的并购公司绩效较 好，而存在关联交易及承债式并购的并购公司绩效较差[7].

　　（2）不同并购类型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并购一般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 合并购这3种类型。理论上认为混合并购的效率是相对低下的。Jensen认为，混合并购 相对于相同行业内的横行并购和纵向并购而言更难以成功[8].效率理论认为，混合并 购不能提高企业效率。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没有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支持。Elgers和 Clark发现混合并购的并购企业的收益高于非混合并购。Agrawal等人的实证检验则说明 兼并后若干时间内混合并购的并购企业的效益并不低于非混合并购。吴健中、汤澄对企 业横向控股兼并行为作了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解决了横向兼并规模和企业横向控股兼并 效益评估的问题。冯根福和吴林江、冯根福和王会芳通过横和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 样本的均值检验及比率检验，发现混合并购在并购后第一年的绩效较为显著，但此后绩 效逐年下滑；横向并购绩效在并购后第一年不显著，但其绩效呈上升趋势，到并购后第 三年，横向并购的绩效优于混合并购，而混合并购和其他类型并购后业绩的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后第二年止，混合并购和其他类型并购在绩效上已没有显著差异；纵向并购绩效不显著[9].方芳和闫晓彤的研究表明，横向并购中公司总体绩效是上升的，纵向并购中公司绩效先下降后上升，但并购后一年表现不够明显，混合并购中当年业绩显著上升，但第二年明显下降。

　　（3）不同股权结构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股权结构会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重要 影响，进而影响到其经营业绩。国外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一般从内外部股 东的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来研究。Demsetz认为，公司绩效与股权结构之间不应该存 在一种固定的关系。Lehn和Demsetz提供证据证明了这种判断，他们的实证分析没有发 现利润率和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国内关于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孙永祥和黄祖辉 发现托宾Q值与第一大股东占总股本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张红军发现托宾Q值与前5大 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于东智发现净资产收益率与前5大股东持 股比例显著相关。冯根福和孙辰健对上市公司并购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综合得分差 值进行回归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当年的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并购 后各年绩效的关系不大，表明股权集中度过高的公司的许多并购活动是投机性的或政府 干预性质的，而非实质性的并购行为[10].此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比较特殊，主要表现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而且在流通股中法人股和国家股占有重要地位。理论 研究一致认为，公司绩效与国有股负相关[11].许小年和王燕、刘国亮和王加胜发现国 有股所占比例对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有负的影响。许小年等发现，MBR（公司资 产市值与账面值之比）与法人股所占比例之间呈现U型关系，当法人股比例大约为33%时 ，MBR值最小。冯根福和吴林江的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从短期看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 短期的并购绩效要优于非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但从较长时期来看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即政府干预型的并购活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

　　4. 结论

　　总的来说，关于企业并购绩效的会计指标法实证研究尚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即使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绩效检验，也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这除了研究样本和指标选择差 异外，更重要的是可能与方法本身有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样本选择的差异。在样本选择上，样本大小、行业类别和时间跨度等都存在一定的 差异，由于这些条件的复杂性，很难获得完全或基本一致的样本，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2）财务指标的选取具有随意性，易受到人为的操纵，而且多个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 性容易导致评价的重复；

　　（3）对比基准选择的影响。例如，当用同行业的非并购样本作为基准时，这些样本可能在选择样本前后已经或将要发生并购，况且非并购企业也可通过新建投资等发展战略达到与并购同样的效果。因此，构造一个可靠的绩效对比基准是相当困难的；

　　（4）在我国由于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公司市场价值的估计误差非常大，而会计制度不健全及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的操纵又使会计收益率颇多失真。因此，这些差异 或问题导致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这些问题正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通过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笔者可以加深对并购绩效的认识，争取对其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